國際化與語文大論爭:「説英文的中文大學」?(2005–2007)

2005 年初,一封從「非正式渠道」流出的內部信函,把香港中文大學拖進了它五十年校史上最激烈的語文爭論。新任校長劉遵義推動以英語授課的「國際化」政策——要招收非本地生(尤其內地自費生)的學系,必修科須改用英語授課。學生會隨即在文化廣場掛起「哭中大」橫額,一紙〈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兩週內集得逾八百人聯署,把戰火從校園燒到主流媒體。

校政之爭之外,它還牽出一場社會辯論:「真國際化還是偽國際化(賺錢)」「母語教學的效益與英語霸權」「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這一切發生在一所當年「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裏,格外刺痛。本文以《中大五十年》上冊收錄的當事人原文與時間表為主幹,輔以明報、獨立媒體網等原刊交叉印證,凡述必溯源,爭議各方並陳,粵語原話儘量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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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緣起:從「亞洲教育樞紐」到一封流出的信

# 1. 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大背景

「國際化事件」的火種不在校園,而在香港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大勢。

• 2003 年 12 月 6 日,時任特首董建華出席中大四十週年校慶晚宴,提出希望香港能成為「亞洲教育樞紐」。(《中大五十年》上冊卷二〈國際化事件時序表〉,頁 78)
• 2004 年 1 月 30 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表《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書,明確提出香港應扮演「區內教育樞紐」角色,為八所院校定位,並預計各院校非本地生將顯著增加,中大的非本地生「部分將從內地來港」。(同上,頁 78)

政府削減大學經費、鼓勵院校「開源」,招收自費內地生成為各校增收的現實出路。而要招收以普通話/英語為主的非本地生,授課語言便成了繞不開的問題。

# 2. 新校長與那道「能否提供足夠英語課程」的查詢

2004 年 7 月,劉遵義就任中大第六任校長,成為「國際化」政策的主要推手。(杜振豪〈不只守護傳統,不只接軌國際——國際化事件大論爭〉,《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70)

• 2004 年 11 月,校方要求各學系/課程表明:能否於下學年提供足夠的英語授課課程以收取非本地生。結果中大 44 個學系(醫學院除外)中,只有 7 個拒絕——包括中文系、文化研究課程、哲學系、宗教研究課程、語文教育課程、體育及運動科學課程、中醫學院——其餘近八成順從。(〈時序表〉,頁 78)
• 2005 年 1 月 4 日,校方向答應提供英語課程的學系提出四項條件,其中包括必修科須以英語授課。(同上,頁 78)

「必修科須英語授課」這一條,後來成為整場爭議的引爆點。

# 3. 「我們竟然完全被矇在鼓裏」

2005 年 1 月,中大學生會從非正式渠道得悉校方上述要求。(杜振豪文,頁 70)

• 2005 年 1 月 26 日,學生會取得一封由副校長楊綱凱向各學系主任發出、關於教學語言的信函;當晚即向各學系會發出緊急電郵並在新聞組公佈。(〈時序表〉,頁 78)
• 2005 年 1 月 27 日,《中大學生報》出版號外《必修科將全用英語》。(同上,頁 78)

政策未經公開大型諮詢便近乎拍板,日後「假諮詢」的指控由此而來,「哭中大」三字裏那份「震驚、傷心、憤怒」亦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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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過:文化廣場的「哭」與校園輿論戰(2005)

# 1 月 31 日 —— 「哭中大」橫額掛起

2005 年 1 月 31 日,中大學生會及捍衞中大理想小組在文化廣場掛起「哭中大」橫額及大字報,並將〈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電郵予同學、於網上設聯署。(〈時序表〉,頁 78)

公開信開篇便是那句此後被反覆引用的吶喊:

「中大將不再是中大!從下學年開始,中文大學將不再是『中文』大學!」 ——〈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82)

信中直指政策手法「快刀斬亂麻」:

「校方似乎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造成米已成炊之局,將這個明知充滿爭議性以及影響極為深遠的政策,粗暴地強加在中大師生身上。」(頁 82)

# 2 月初 —— 校方澄清與學生反駁的拉鋸

• 2 月 1 日,校方電郵《電子快訊》予全中大師生,解釋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問題。(〈時序表〉,頁 79)
• 2 月 2 日,學生會及捍衞中大理想小組發〈多元化是假,歧視中文為實——對中大校方回應的回應〉;同晚舉辦「中大國際化研討會」,邀蔡寶瓊、梁文道、陳健民、陸德泉討論,座無虛席。(同上,頁 79)
• 2 月 4 日,校方在崇基和聲樓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大發新聞稿指新學年將首次參與「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取錄 280 名非本地生(其中 250 名內地生、30 名海外生),非本地生學費由 6 萬增至 8 萬港幣。(同上,頁 79)
• 2 月 12 日,〈哭中大〉聯署人數超過 800 人。(同上,頁 79)

# 2 月 14 日 —— 「十二項誤解」對「我們並沒有誤解」

2005 年 2 月 14 日是論戰的一個高潮——同一天,正反雙方各發一份文件正面交鋒。

• 校方(教務處)公佈〈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逐條澄清坊間「誤解」。
• 學生會隨即撰〈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回應中大校方的澄清〉反駁。(〈時序表〉,頁 79;教務處原電郵 2005-02-14)

校方在「誤解」回應中力陳中大堅守雙語:

「中大堅持雙語政策。中大是全香港唯一一所堅守這個原則的院校。不可能轉為全部英語授課。」 ——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關於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88)

並就「英語授課比例」澄清:

「校長所提的 25% 數字,是一箇中長期願景,估計要十年以上才有機會實現。2004/05 只達 8%……非本地生亦不會超過總收生人數的 10%(即 280 人)。」(頁 89)

# 2 月 16 日 —— 〈校長新春家書〉

2005 年 2 月 16 日,校長劉遵義透過電郵發出〈校長新春家書〉,親自回應質疑。(〈時序表〉,頁 79;劉遵義原電郵 2005-02-16)

家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後來幾乎成為校方立場的官方表述:

「我不願見到中大人對中大事有任何誤解,所以在這裏重申,國際化並不等於全盤英語化。大學無打算亦絕不會全面轉用英語。」 ——劉遵義〈校長新春家書〉(《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96)

劉遵義同時把「中英並重」上溯到創校先賢:

「四十年前中大要確立其國際性格時並無此需要;四十年後我們要加強大學的國際性格時,也無此需要。因為創校先賢高瞻遠矚,為我們定下了雙語雙文化的教育政策。中英並重既可以維持我們的國際性,又讓我們得以秉承中國的教育傳統。」(頁 96)

# 2 月 17–20 日 ——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與「假諮詢」之爭

• 2 月 17 日(《明報》2 月 18 日刊),明報刊出署名「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的〈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批評校方假諮詢;同日劉遵義發信予中大老師,示意學系有兩星期覆議 2004 年 11 月計劃的決定。(〈時序表〉,頁 79)
• 2 月 20 日,學生會及捍衞中大理想小組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求立即停止改變授課語言政策、全面公開諮詢。(同上,頁 79)

# 2 月 24 日 —— 「校長會見同學」論壇:劉遵義首次現身

2005 年 2 月 24 日,《中大學生報》出版《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同日「校長會見同學」論壇於文化廣場舉行,劉遵義首次現身回應,逾 200 名師生校友出席,絕大部分炮轟「假諮詢」。當日唯一公開支持校方者,是時為中大校董的王維基,他認為新政不會影響雙語政策。(〈時序表〉,頁 80;杜振豪文,頁 71)

劉遵義在論壇上強調新政隻影響 3–4% 課程、拒絕暫緩,但同時宣佈一項關鍵決定: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委任前校長金耀基為主席,半年後提交報告。(同上,頁 80、71)這個委員會後來成了整場爭議的制度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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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方角力:三條戰線上的論爭

爭議能從校園蔓延成全城辯論,是因為它疊加了三組互相糾纏的張力。

# 戰線一:真國際化,還是「赤裸裸的搶錢遊戲」?

反對方把矛頭直指動機。〈哭中大〉毫不留情:

「『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搶錢遊戲」「令大學變成名副其實的學店:搶錢第一,學術第二。」 ——〈哭中大〉(《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83)

在反對者眼中,這是政府削減經費後大學「開源」、搶內地自費生的手段,是「偽國際化」「英語化」,談不上真正與國際接軌。

校方則把「國際化」理解為質素與接軌的必要措施。杜振豪歸納校方立場為「三層接軌」:

「要與國際接軌,這種『接軌』有三層意思:一、培育中英雙語俱佳人才;二、英語是國際學術交流主要媒介;三、增加交換生名額及招收非本地生便須提供英語授課。」 ——杜振豪歸納校方立場(《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72)

校方亦強調,新增非本地生均在原有名額以外,不影響本地生入學機會(教務處「誤解事實」澄清)。

# 戰線二:母語(粵語)教學的效益 vs 英語霸權

反對方把母語教學提到「常識」與「殖民批判」的高度:

「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的人民,不是用她們的母語來學習的?有多少偉大的學術著作,不是用她們母語來撰寫的?這不是甚麼大道理,這是常識!」(〈哭中大〉,頁 84)

「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只有學好英文,才可以出人頭地,才可以向上爬。」(〈哭中大〉,頁 85)

校友、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在《明報》(2005-02-09)撰〈説英文的中文大學〉,以斯里蘭卡的母語政策為鑑,反對「英語 = 國際化」的簡化對立。他轉述前英聯邦秘書長 Sridath Ramphal 憶述斯里蘭卡總理的回應:

「快多送些人來指導我們的老師教英語。」/「我們的農夫使用進口的設備和化學農藥,但他們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説明書。」 ——梁文道〈説英文的中文大學〉(《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102,轉述 Sridath Ramphal)

梁文道點出他真正憂慮的,是知識與社會之間「語言的斷裂」:

「我自己看到的,卻是一種語言的斷裂。」「這種語言的斷裂,我們香港人並不陌生。」(頁 102)

校方一方則認為,英語是「現今國際學術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學要國際化不能不重視英語;欠缺英語,難以吸引優秀學者。劉遵義在家書中甚至留下一段意味深長的預言:

「英語是現今國際學術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學要國際化就不能不重視英語。也許若干年後,中文會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而變成國際交流語言,正如中國歷史上的大唐盛世。」(〈校長新春家書〉,頁 94)

# 戰線三:普通話 vs 廣東話——一場「方言」的暗戰

這條戰線最微妙。反對運動援引帶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大「中文教育」傳統、強調母語教學,卻被傾向校方的論者質疑為「獨尊廣東話」。

學者 Eliza W. Y. Lee(李詠怡)撰英文公開信,批評學生會只是捍衞區域性語言、而非代表中國文化:

「如果解殖的邏輯是指,完全拒絕強加在我們文化的東西,那麼我們不是應該完全採用普通話以重建『中國性』……無論如何,廣東話霸權的合法性都應該被質疑。」 ——Eliza W. Y. Lee 論點(轉述,《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74)

作家鄧小樺則在〈粵語霸權及後殖民香港狀況〉中,引學者周蕾回應李詠怡,主張港人處境介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解殖的語言應屬粵語,而非代表官方正統的普通話。(見杜振豪文註釋,頁 76)

# 「笑中大」的反擊:一場關於書面語的筆戰

論爭中亦有親校方學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2005 年 3 月 7 日,文化廣場壁報板出現〈笑中大〉一文,署名「幾位支持『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批評《中大學生報》號外使用廣東話(口語入文)。(〈時序表〉,頁 80)
• 3 月 8 日,範克廉樓地下出現一大疊〈笑中大〉印刷本;同日下午,3 篇回應文章貼於另一壁報板,其一題為〈笑過了,多看點書罷〉。(同上,頁 80)

這場「書面語之爭」折射出第三條戰線的張力:用粵語口語寫抗議號外,反過來給了對手「獨尊廣東話」的口實。

# 學生 vs 權力階級:「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

2005 年 4 月 30 日,中大校友評議會舉行論壇討論「國際化事件」。學生代表胡浩堂等要求入場解釋學生會立場遭拒;期間校友彭玉榮向胡浩堂大喝:

「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我鍾意揀你名就揀你名!」 ——校友彭玉榮對胡浩堂(胡浩堂〈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一次校友評議會記事〉,《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100–101)

據胡浩堂記述,他回應「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I can talk to you in English if you really want to.」彭玉榮事後在壓力下書面道歉。胡浩堂文末寫下一句沉重的總結:

「原來,學生真的沒有説話權。」(頁 101)

這一幕把「國際化」論爭裏潛藏的權力不對等——學生、校友與僱用權之間的落差——暴露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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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場:從「雙語政策報告書」到司法覆核(2006–2011)

# 1. 金耀基的「雙語政策委員會」與報告書

• 2006 年 9 月 7 日,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雙語政策報告書諮詢稿,諮詢期至 11 月 15 日。(〈時序表〉,頁 80;杜振豪文,頁 71)
• 2007 年 1 月,「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同上)
• 2007 年 9 月 12 日,校方公佈《雙語政策報告書》定稿。(〈時序表〉,頁 80)

報告書提出一套「三層原則」,試圖為不同性質科目的授課語言定調:

「凡是普世性質、學術載體以英文為主的科目,宜用英語講課;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學術載體以中文為主的科目,宜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講課;凡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 ——《雙語政策報告書》三層原則(杜振豪文,《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71)

委員會成員、教授馬傑偉撰〈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稱許報告書「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看待」是「有勇氣」之舉:

「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看待,給它一個不亢不卑的位置,是『有勇氣』之舉,『保存了中大多年以來重視本土的傳統』。」 ——馬傑偉評報告書(轉述,《中大五十年》上冊,頁 71)

# 2. 「學系自決」:2007 年 10 月教務會拍板

2007 年 10 月 9 日,教務會接納雙語政策委員會建議:各學系可根據教學目標、科目性質及其他考慮,自行為每一科目和每一教學活動選擇最合適的授課語言。(〈時序表〉,頁 80)語文之爭的制度答案,落在了「學系自決」四字上。

緊接着,2007 年 10 月 10 日,特首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建議:由 2008 學年起,大學非本地生上限由 10% 增至 20%,並放寬非本地生畢業後逗留安排——把產業化的方向推得更遠。(同上,頁 81)

# 3. 李耀基的司法覆核:一場纏訟三年的尾聲

「學系自決」並未讓所有人收手。前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學生李耀基認為報告書違反《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規定,把爭議帶上法庭。

• 2008 年 1 月 18 日,李耀基正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2007 年 10 月通過的雙語教學政策。(〈時序表〉,頁 81;杜振豪文,頁 72)
• 2009 年 2 月 9 日,高院張舉能法官裁定校方勝訴,判詞指中大在法律上不必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可自行選擇。(〈時序表〉,頁 81)
• 2010 年 7 月 23 日,高院上訴法庭宣判駁回李耀基上訴,判詞指「教務會獲授權制定中大的語言政策,不受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限制」。(同上,頁 81)
• 2010 年 12 月 13 日,案件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同上)
• 2011 年 9 月 28 日,終審法院聆訊,李耀基一方主動撤回上訴,終院依程序判其敗訴,案件正式結束——2005 年開展的教學語言之爭劃上句號。(同上,頁 81;杜振豪文,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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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餘響與評價

「國際化事件」是 2004 年底至 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學最重要的校政爭議,也是香港社會少見的、針對英語霸權的大辯論。一所大學的招生策略,被放大成了關於身分、母語、解殖與產業化的公共命題。

• 制度層面:爭議沒有以「全面英語化」或「堅守全中文」任一極端收場,而是落在「學系自決」的折衷上。前校長金耀基主持的雙語政策報告書,試圖為粵語、普通話、英語三者各安其位,被部分論者評為「有勇氣」地把粵語當作學術語言對待。
• 方向層面:產業化的大勢並未因爭議而逆轉。2012 年 12 月 21 日,中大宣佈來年計劃招收 500 名非本地生(其中 300 名內地生),非本地生學費由 10 萬加至 12 萬港幣。(〈時序表〉,頁 81)規模與學費一路上升,既坐實了反對者當年「搶錢遊戲」的部分憂慮,也兑現了校方「與國際接軌」的既定方向——同一組數字,兩邊都能拿去佐證自己。
• 話語層面:這場論爭留下了一批至今仍被引用的文本——〈哭中大〉的悲情、〈説英文的中文大學〉的解殖視角、〈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裏學生與權力的對峙,以及「國際化並不等於全盤英語化」這句官方定調。要理解 2000 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語言政治,繞不開這幾份文本。

〈哭中大〉那句被反覆引用的詰問點出了爭議的真正痛點:它從來不只是「用什麼語言上課」,而是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迴歸之後該如何安放自己的傳統與未來——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在迴歸後的今天,竟然自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哭中大〉,頁 86)

〈哭中大〉結尾那句「儘管我們絕不輕言放棄!」(頁 86–87),大概是這場論爭留給後來者最持久的註腳。語言之爭以「學系自決」與撤回上訴告一段落,但「中大何以為中大」的追問並未隨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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