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校年代的「外援」網絡:雅禮、聯合董事會與冷戰格局下的中大三院

香港中文大學 1963 年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三所書院聯邦合組而成(創校史見 00-overview/founding-origins.md)。本文不重複三院各自校史,而專注一個常被一筆帶過、卻極具時代特徵的側面:三院在 1950–60 年代賴以存續與擴張的「境外資助網絡」——它既是中大物質基礎的來源,也是冷戰格局在香港高等教育上的一道投影。各機構名稱、年份、資助關係逐條掛源,各方詮釋以歸屬句式並置,本館不裁定。

# 一、一個被低估的事實:中大三院都「靠外援起家」

1949 年前後,大批院校與學人因內地政權更迭南來香港。三所書院幾乎同時在物資匱乏中草創,而支撐它們撐過最初十餘年的,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北美與英國的資助網絡。據各官方校史:

這一格局意味着:中大的「國際化」並非 2000 年代才出現的新議題,而是寫在創校基因裏的——只不過當年的「國際」是冷戰陣營下的北美教會與基金會網絡。

# 二、崇基學院與「聯合董事會」

# 2.1 十三所在華基督教大學的香港續脈

據 崇基學院官方簡史^※,崇基學院於 1951 年 10 月由香港的基督教教會代表創立,旨在為「既中國又基督教」的本地高等教育提供機構。崇基承接了昔日內地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傳統——1950 年代初,內地的基督教大學相繼停辦,大批青年來港,渴望延續學業,崇基應運而生。據該官方史,創辦人包括時任香港聖公會會督何明華(Bishop Ronald Hall)、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博士、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先生等。

# 2.2 聯合董事會的角色

據 英文維基百科關於聯合董事會的條目^※,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前身為「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1922 年於美國紐約成立,最初宗旨是協助在華基督教大學統籌資源、聘師、購置設備並向海外募款。內地基督教大學停辦後,該組織將支持重心轉向香港等地。據 崇基官方簡史^※,崇基的擴張正是藉助來自北美(經聯合董事會與嶺南大學託事部)與英國(經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的財政支持得以實現;崇基並於 1955 年依香港政府條例正式註冊立案。

# 三、新亞書院與耶魯雅禮協會

# 3.1 一次訪問促成的合作

據 新亞書院官方《雅禮與新亞的淵源》^※,1953 年,耶魯大學歷史繫系主任 Harry R. Rudin 教授訪港,與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會面;Rudin 為新亞的理想與早期成就所動,建議雅禮協會(Yale-China / Yale-in-China)向新亞提供支持。經數月磋商,1954 年初,雅禮正式與新亞建立合作關係。

據 英文維基百科關於雅禮協會的條目^※,雅禮協會 1901 年由耶魯校友與師生創立,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以「Yale-in-China」之名運作,早期宗旨是在中國推廣現代教育與醫學。其與新亞的關係,據官方史所言,是「支持與協助、而非直接管理」——這與雅禮早年在長沙直接辦學的模式有別。

# 3.2 資助的具體形態

據 新亞官方史^※,雅禮對新亞的支持是多層次、長時段的:

• 資助年度經常開支,緩解書院草創時期的財政壓力;
• 派駐教學人員(Teaching Fellows / 雅禮「學士」):據來源,自 1956 年起,雅禮委派耶魯應屆畢業生常駐書院,教授英文並協助課外活動;
• 校舍與圖書:配合福特基金會等的捐助,推動新亞遷建農圃道永久校舍(1956–60 年間)及圖書館藏書建設;
• 學科擴充:據來源,1959 年隨雅禮資助增加而設藝術系,1960–61 年間數學、生物、物理、化學等理科學系相繼成立;
• 語言中心:1963 年(中大成立同年)設新亞—雅禮中文中心(後發展為雅禮中文教學的相關機構);
• 長期延續:據來源,1989 年設雅禮獎學金,1993 年起有耶魯—新亞(YUNA)學生交流計劃。

雅禮與新亞的淵源,被雙方視為雅禮協會最持久的合作關係之一,延續至今逾一甲子。新亞校園「誠明館」內即設有雅禮協會駐港代表處(見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

# 四、聯合書院:五院合一後的資助接續

據 聯合書院官方歷史^※及 英文維基百科^※,聯合書院於 1956 年由五所與香港關係密切的廣州及鄰近地區私立院校——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平正會計專科——合併而成;1957 年依條例立案,設校董會為管治機構,首任院長兼校董會主席為蔣法賢博士(Dr F. I. Tseung)。聯合書院其後亦納入面向三院的境外資助體系,與崇基、新亞一同成為 1963 年中大創校的三所成員書院。

# 五、冷戰脈絡與多方詮釋

中大三院的「外援」網絡,無法脱離 1950–60 年代的冷戰格局來理解。據 新亞官方史^※所述合作的「支持而非管理」定位,以及各基金會的廣泛介入,學界對這段歷史存在不同詮釋:

一種詮釋(文化承續視角):北美教會與基金會的資助,使南來學人得以在香港延續中國文化與高等教育的命脈,是「為往聖繼絕學」在亂世中的物質託底;雅禮的「支持而非管理」原則,保障了書院的學術自主與文化主體性。

另一種詮釋(冷戰地緣視角):有研究將 1950–60 年代美國基金會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支持,置於冷戰「文化外交」與「自由世界」陣營建設的背景下考察,視之為更大地緣格局的一環。

兩種詮釋並非互斥——同一筆資助,既可能出於文化關懷,也可能嵌入地緣考量。本館並置兩説,不替任何一種詮釋背書;讀者宜知:中大的誕生,從一開始就處在「中國文化主體」與「國際資助網絡」的張力交匯點上。

這條「中國性 vs 國際性」的張力長線,貫穿中大此後半世紀的多次爭議——從 1976 年的 富爾敦改制,到 2000 年代的 教學語言與國際化大論爭。創校年代的外援網絡,正是這條長線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