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语文大论争:「说英文的中文大学」?(2005–2007)

2005 年初,一封从「非正式渠道」流出的内部信函,把香港中文大学拖进了它五十年校史上最激烈的语文争论。新任校长刘遵义推动以英语授课的「国际化」政策——要招收非本地生(尤其内地自费生)的学系,必修科须改用英语授课。学生会随即在文化广场挂起「哭中大」横额,一纸〈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两周内集得逾八百人联署,把战火从校园烧到主流媒体。

校政之争之外,它还牵出一场社会辩论:「真国际化还是偽国际化(賺錢)」「母语教学的效益与英语霸权」「普通话还是广东话」。这一切发生在一所当年「勇敢地以『中文』来确认自己身分的大学」里,格外刺痛。本文以《中大五十年》上册收录的当事人原文与时间表为主干,辅以明报、独立媒体网等原刊交叉印证,凡述必溯源,争议各方并陈,粤语原话尽量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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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缘起:从「亚洲教育枢纽」到一封流出的信

# 1.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

「国际化事件」的火种不在校园,而在香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大势。

• 2003 年 12 月 6 日,时任特首董建华出席中大四十周年校庆晚宴,提出希望香港能成为「亚洲教育枢纽」。(《中大五十年》上册卷二〈国际化事件时序表〉,页 78)
• 2004 年 1 月 30 日,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发表《共展所长 与时俱进》报告书,明确提出香港应扮演「区内教育枢纽」角色,为八所院校定位,并预计各院校非本地生将显著增加,中大的非本地生「部分将从内地来港」。(同上,页 78)

政府削减大学经费、鼓励院校「开源」,招收自费内地生成为各校增收的现实出路。而要招收以普通话/英语为主的非本地生,授课语言便成了绕不开的问题。

# 2. 新校长与那道「能否提供足够英语课程」的查询

2004 年 7 月,刘遵义就任中大第六任校长,成为「国际化」政策的主要推手。(杜振豪〈不只守护传统,不只接轨国际——国际化事件大论争〉,《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70)

• 2004 年 11 月,校方要求各学系/课程表明:能否于下学年提供足够的英语授课课程以收取非本地生。结果中大 44 个学系(医学院除外)中,只有 7 个拒绝——包括中文系、文化研究课程、哲学系、宗教研究课程、语文教育课程、体育及运动科学课程、中医学院——其余近八成顺从。(〈时序表〉,页 78)
• 2005 年 1 月 4 日,校方向答应提供英语课程的学系提出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必修科须以英语授课。(同上,页 78)

「必修科须英语授课」这一条,后来成为整场争议的引爆点。

# 3. 「我们竟然完全被蒙在鼓里」

2005 年 1 月,中大学生会从非正式渠道得悉校方上述要求。(杜振豪文,页 70)

• 2005 年 1 月 26 日,学生会取得一封由副校长杨纲凯向各学系主任发出、关于教学语言的信函;当晚即向各学系会发出紧急电邮并在新闻组公布。(〈时序表〉,页 78)
• 2005 年 1 月 27 日,《中大学生报》出版号外《必修科将全用英语》。(同上,页 78)

政策未经公开大型咨询便近乎拍板,日后「假谘詢」的指控由此而来,「哭中大」三字里那份「震惊、伤心、愤怒」亦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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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过:文化广场的「哭」与校园舆论战(2005)

# 1 月 31 日 —— 「哭中大」横额挂起

2005 年 1 月 31 日,中大学生会及捍卫中大理想小组在文化广场挂起「哭中大」横额及大字报,并将〈哭中大——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电邮予同学、于网上设联署。(〈时序表〉,页 78)

公开信开篇便是那句此后被反复引用的呐喊:

「中大将不再是中大!从下学年开始,中文大学将不再是『中文』大学!」 ——〈哭中大——致中大师生的公开信〉(《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82)

信中直指政策手法「快刀斩乱麻」:

「校方似乎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造成米已成炊之局,将这个明知充满争议性以及影响极为深远的政策,粗暴地强加在中大师生身上。」(页 82)

# 2 月初 —— 校方澄清与学生反驳的拉锯

• 2 月 1 日,校方电邮《电子快讯》予全中大师生,解释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学语言问题。(〈时序表〉,页 79)
• 2 月 2 日,学生会及捍卫中大理想小组发〈多元化是假,歧视中文为实——对中大校方回应的回应〉;同晚举办「中大国际化研讨会」,邀蔡宝琼、梁文道、陈健民、陆德泉讨论,座无虚席。(同上,页 79)
• 2 月 4 日,校方在崇基和声楼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大发新闻稿指新学年将首次参与「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取录 280 名非本地生(其中 250 名内地生、30 名海外生),非本地生学费由 6 万增至 8 万港币。(同上,页 79)
• 2 月 12 日,〈哭中大〉联署人数超过 800 人。(同上,页 79)

# 2 月 14 日 —— 「十二项误解」对「我们并没有误解」

2005 年 2 月 14 日是论战的一个高潮——同一天,正反双方各发一份文件正面交锋。

• 校方(教务处)公布〈关于香港中文大学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学语言的一些误解和事实〉,逐条澄清坊间「误解」。
• 学生会随即撰〈我们并没有误解校方政策——回应中大校方的澄清〉反驳。(〈时序表〉,页 79;教务处原电邮 2005-02-14)

校方在「误解」回应中力陈中大坚守双语:

「中大坚持双语政策。中大是全香港唯一一所坚守这个原则的院校。不可能转为全部英语授课。」 ——香港中文大学教务处〈关于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学语言的一些误解和事实〉(《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88)

并就「英语授课比例」澄清:

「校长所提的 25% 数字,是一个中长期愿景,估计要十年以上才有机会实现。2004/05 只达 8%……非本地生亦不会超过总收生人数的 10%(即 280 人)。」(页 89)

# 2 月 16 日 —— 〈校长新春家书〉

2005 年 2 月 16 日,校长刘遵义透过电邮发出〈校长新春家书〉,亲自回应质疑。(〈时序表〉,页 79;刘遵义原电邮 2005-02-16)

家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后来几乎成为校方立场的官方表述:

「我不愿见到中大人对中大事有任何误解,所以在这里重申,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盘英语化。大学无打算亦绝不会全面转用英语。」 ——刘遵义〈校长新春家书〉(《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96)

刘遵义同时把「中英并重」上溯到创校先贤:

「四十年前中大要确立其国际性格时并无此需要;四十年后我们要加强大学的国际性格时,也无此需要。因为创校先贤高瞻远瞩,为我们定下了双语双文化的教育政策。中英并重既可以维持我们的国际性,又让我们得以秉承中国的教育传统。」(页 96)

# 2 月 17–20 日 ——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师」与「假谘詢」之争

• 2 月 17 日(《明报》2 月 18 日刊),明报刊出署名「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师」的〈要国际化,除了英语,还要开诚和尊重〉,批评校方假谘詢;同日刘遵义发信予中大老师,示意学系有两星期覆议 2004 年 11 月计划的决定。(〈时序表〉,页 79)
• 2 月 20 日,学生会及捍卫中大理想小组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立即停止改变授课语言政策、全面公开谘詢。(同上,页 79)

# 2 月 24 日 —— 「校长会见同学」论坛:刘遵义首次现身

2005 年 2 月 24 日,《中大学生报》出版《拉扯在中英文之间——中大国际化特刊》;同日「校长会见同学」论坛于文化广场举行,刘遵义首次现身回应,逾 200 名师生校友出席,绝大部分炮轰「假谘詢」。当日唯一公开支持校方者,是时为中大校董的王维基,他认为新政不会影响双语政策。(〈时序表〉,页 80;杜振豪文,页 71)

刘遵义在论坛上强调新政只影响 3–4% 课程、拒绝暂缓,但同时宣布一项关键决定:成立「双语政策委员会」,委任前校长金耀基为主席,半年后提交报告。(同上,页 80、71)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了整场争议的制度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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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方角力:三条战线上的论争

争议能从校园蔓延成全城辩论,是因为它叠加了三组互相纠缠的张力。

# 战线一:真国际化,还是「赤裸裸的搶錢遊戲」?

反对方把矛头直指动机。〈哭中大〉毫不留情:

「『国际化』的真正目的是赚钱」「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搶錢遊戲」「令大学变成名副其实的学店:搶錢第一,学术第二。」 ——〈哭中大〉(《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83)

在反对者眼中,这是政府削减经费后大学「开源」、抢内地自费生的手段,是「偽國際化」「英語化」,谈不上真正与国际接轨。

校方则把「国际化」理解为质素与接轨的必要措施。杜振豪归纳校方立场为「三层接轨」:

「要与国际接轨,这种『接轨』有三层意思:一、培育中英双语俱佳人才;二、英语是国际学术交流主要媒介;三、增加交换生名额及招收非本地生便须提供英语授课。」 ——杜振豪归纳校方立场(《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72)

校方亦强调,新增非本地生均在原有名额以外,不影响本地生入学机会(教务处「误解事实」澄清)。

# 战线二:母语(粤语)教学的效益 vs 英语霸权

反对方把母语教学提到「常识」与「殖民批判」的高度:

「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不是用她们的母语来学习的?有多少伟大的学术著作,不是用她们母语来撰写的?这不是甚么大道理,这是常识!」(〈哭中大〉,页 84)

「在长长的殖民地历史中,英文背后所代表的阶级权力和社会地位,深深刻在每个香港人的深层意识之中……只有学好英文,才可以出人头地,才可以向上爬。」(〈哭中大〉,页 85)

校友、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在《明报》(2005-02-09)撰〈说英文的中文大学〉,以斯里兰卡的母语政策为鉴,反对「英语 = 国际化」的简化对立。他转述前英联邦秘书长 Sridath Ramphal 忆述斯里兰卡总理的回应:

「快多送些人来指导我们的老师教英语。」/「我们的农夫使用进口的设备和化学农药,但他们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说明书。」 ——梁文道〈说英文的中文大学〉(《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102,转述 Sridath Ramphal)

梁文道点出他真正忧虑的,是知识与社会之间「语言的断裂」:

「我自己看到的,却是一种语言的断裂。」「这种语言的断裂,我们香港人并不陌生。」(页 102)

校方一方则认为,英语是「现今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学要国际化不能不重视英语;欠缺英语,难以吸引优秀学者。刘遵义在家书中甚至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预言:

「英语是现今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学要国际化就不能不重视英语。也许若干年后,中文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变成国际交流语言,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校长新春家书〉,页 94)

# 战线三:普通话 vs 广东话——一场「方言」的暗战

这条战线最微妙。反对运动援引带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大「中文教育」传统、强调母语教学,却被倾向校方的论者质疑为「独尊广东话」。

学者 Eliza W. Y. Lee(李咏怡)撰英文公开信,批评学生会只是捍卫区域性语言、而非代表中国文化:

「如果解殖的逻辑是指,完全拒绝强加在我们文化的东西,那么我们不是应该完全采用普通话以重建『中国性』……无论如何,广东话霸权的合法性都应该被质疑。」 ——Eliza W. Y. Lee 论点(转述,《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74)

作家邓小桦则在〈粤语霸权及后殖民香港状况〉中,引学者周蕾回应李咏怡,主张港人处境介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解殖的语言应属粤语,而非代表官方正统的普通话。(见杜振豪文注释,页 76)

# 「笑中大」的反击:一场关于书面语的笔战

论争中亦有亲校方学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2005 年 3 月 7 日,文化广场壁报板出现〈笑中大〉一文,署名「几位支持『国际化』策略的学生、校友」,批评《中大学生报》号外使用广东话(口语入文)。(〈时序表〉,页 80)
• 3 月 8 日,范克廉楼地下出现一大叠〈笑中大〉印刷本;同日下午,3 篇回应文章贴于另一壁报板,其一题为〈笑过了,多看点书罢〉。(同上,页 80)

这场「书面语之争」折射出第三条战线的张力:用粤语口语写抗议号外,反过来给了对手「独尊广东话」的口实。

# 学生 vs 权力阶级:「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

2005 年 4 月 30 日,中大校友评议会举行论坛讨论「国际化事件」。学生代表胡浩堂等要求入场解释学生会立场遭拒;期间校友彭玉荣向胡浩堂大喝:

「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我钟意拣你名就拣你名!」 ——校友彭玉荣对胡浩堂(胡浩堂〈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一次校友评议会记事〉,《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100–101)

据胡浩堂记述,他回应「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I can talk to you in English if you really want to.」彭玉荣事后在压力下书面道歉。胡浩堂文末写下一句沉重的总结:

「原来,学生真的没有说话权。」(页 101)

这一幕把「国际化」论争里潜藏的权力不对等——学生、校友与雇用权之间的落差——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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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场:从「双语政策报告书」到司法覆核(2006–2011)

# 1. 金耀基的「双语政策委员会」与报告书

• 2006 年 9 月 7 日,双语政策委员会发表双语政策报告书谘詢稿,谘詢期至 11 月 15 日。(〈时序表〉,页 80;杜振豪文,页 71)
• 2007 年 1 月,「中文大学校友关注小组」出版《令大学头痛的中文》。(同上)
• 2007 年 9 月 12 日,校方公布《双语政策报告书》定稿。(〈时序表〉,页 80)

报告书提出一套「三层原则」,试图为不同性质科目的授课语言定调:

「凡是普世性质、学术载体以英文为主的科目,宜用英语讲课;凡是较多强调文化特殊性、学术载体以中文为主的科目,宜用中文(粤语或普通话)讲课;凡涉及香港社会、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粤语讲课。」 ——《双语政策报告书》三层原则(杜振豪文,《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71)

委员会成员、教授马杰伟撰〈中大语文政策的未来〉,称许报告书「把粤语作为学术语言看待」是「有勇气」之举:

「把粤语作为学术语言看待,给它一个不亢不卑的位置,是『有勇气』之举,『保存了中大多年以来重视本土的传统』。」 ——马杰伟评报告书(转述,《中大五十年》上册,页 71)

# 2. 「学系自决」:2007 年 10 月教务会拍板

2007 年 10 月 9 日,教务会接纳双语政策委员会建议:各学系可根据教学目标、科目性质及其他考虑,自行为每一科目和每一教学活动选择最合适的授课语言。(〈时序表〉,页 80)语文之争的制度答案,落在了「学系自决」四字上。

紧接着,2007 年 10 月 10 日,特首曾荫权的施政报告建议:由 2008 学年起,大学非本地生上限由 10% 增至 20%,并放宽非本地生毕业后逗留安排——把产业化的方向推得更远。(同上,页 81)

# 3. 李耀基的司法覆核:一场缠讼三年的尾声

「学系自决」并未让所有人收手。前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学生李耀基认为报告书违反《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规定,把争议带上法庭。

• 2008 年 1 月 18 日,李耀基正式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2007 年 10 月通过的双语教学政策。(〈时序表〉,页 81;杜振豪文,页 72)
• 2009 年 2 月 9 日,高院张举能法官裁定校方胜诉,判词指中大在法律上不必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可自行选择。(〈时序表〉,页 81)
• 2010 年 7 月 23 日,高院上诉法庭宣判驳回李耀基上诉,判词指「教务会获授权制定中大的语言政策,不受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限制」。(同上,页 81)
• 2010 年 12 月 13 日,案件获准上诉至终审法院。(同上)
• 2011 年 9 月 28 日,终审法院聆讯,李耀基一方主动撤回上诉,终院依程序判其败诉,案件正式结束——2005 年开展的教学语言之争劃上句号。(同上,页 81;杜振豪文,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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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余响与评价

「国际化事件」是 2004 年底至 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学最重要的校政争议,也是香港社会少见的、针对英语霸权的大辩论。一所大学的招生策略,被放大成了关于身分、母语、解殖与产业化的公共命题。

• 制度层面:争议没有以「全面英语化」或「坚守全中文」任一极端收场,而是落在「学系自决」的折衷上。前校长金耀基主持的双语政策报告书,试图为粤语、普通话、英语三者各安其位,被部分论者评为「有勇气」地把粤语当作学术语言对待。
• 方向层面:产业化的大势并未因争议而逆转。2012 年 12 月 21 日,中大宣布来年计划招收 500 名非本地生(其中 300 名内地生),非本地生学费由 10 万加至 12 万港币。(〈时序表〉,页 81)规模与学费一路上升,既坐实了反对者当年「搶錢遊戲」的部分忧虑,也兑现了校方「与国际接轨」的既定方向——同一组数字,两边都能拿去佐证自己。
• 话语层面:这场论争留下了一批至今仍被引用的文本——〈哭中大〉的悲情、〈说英文的中文大学〉的解殖视角、〈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里学生与权力的对峙,以及「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盘英语化」这句官方定调。要理解 2000 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语言政治,绕不开这几份文本。

〈哭中大〉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诘问点出了争议的真正痛点:它从来不只是「用什么语言上课」,而是一所「曾经在殖民地时期勇敢地以『中文』来确认自己身分的大学」,回归之后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传统与未来——

「中文大学,一所曾经在殖民地时期勇敢地以『中文』来确认自己身分的大学……在回归后的今天,竟然自动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体放弃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哭中大〉,页 86)

〈哭中大〉结尾那句「儘管我们绝不轻言放弃!」(页 86–87),大概是这场论争留给后来者最持久的注脚。语言之争以「学系自决」与撤回上诉告一段落,但「中大何以为中大」的追问并未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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