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院合一建校史：崇基·联合·新亚如何在1963年缔造中大

一句话结论： 香港中文大学 1963 年 10 月 17 日据《富尔敦报告》以「联邦制」把新亚(1949)、崇基(1951)、联合(1956)三所书院合为一校，三院保留法人自治，大学统一颁授学位。

大多数大学是先有大学、再分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恰好相反：先有三所各自办学、各有校董会与校产的书院，再用六年时间、一份英国人写的报告，把它们拼装成一所大学。这条「自下而上」的路径，决定了中大骨子里的联邦制基因，也埋下了此后半世纪「书院自治 vs 大学集权」拉锯的第一颗种子。本文不重述三院各自的草创苦旅（那属于历史沿革通史），而是聚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所已成形的书院，是通过怎样的制度工程，变成一所大学的？

治理三支柱（监督/校董会/教务会）与历任校长名录见治理与历任校长；创校「之最」见之最与首创；三院逐院深档见书院模块。本文只记 1963 创校的制度骨架，1976 年改制的政治角力叙事按本馆体例归校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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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联邦制大学」？中大为何走这条路而非另起炉灶？

联邦制大学(federal university)的核心，是「成员书院保留独立法人地位与个性，大学则在学位颁授、学术统筹与对外代表层面享有最高权力」。 这一模式与英国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的书院联邦有相通之处，但中大的联邦制并非照搬传统——它是被历史逼出来的现实解。

要理解这一点，得先看 1950 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格局。据 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当时全港仅有 1911 年成立、以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一所大学；对以中文为母语、承续中华学术传统的师生而言，这条路几乎走不通。1949 年前后南来的学者在香港办起中文书院，填补了缺口，却面临一个致命短板：这些私立书院无权颁授受政府承认的学位，师生都处在体制边缘。

摆在三院面前的，理论上有两条路。一是解散各自的招牌、合并成一所全新的单一制大学；二是各自保留、只在顶层拼一个「大学」的壳。前者意味着新亚要放弃钱穆的人文书院理想、崇基要放弃基督教办学传统、联合要放弃五校合流的社会科学底色——三院都不愿意。后者则保住了各自的个性，又能共享一张「大学」的学位牌照。联邦制，正是这道两难题唯一双赢的解。 也正因如此，「联邦」二字从一开始就不是抽象的制度美学，而是三院讨价还价、各留退路的产物。

# 三所书院各自带着怎样的「治理基因」走进合并？

这场合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三个「谈判方」在合并前已经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出资人、不同的法团结构、不同的办学哲学。把这三份「治理基因」摆在一起看，才能明白联邦制为何是必然。

来源：新亚书院官网 History^※、崇基学院官网 Brief History^※、联合书院官网 History^※。三院逐院的草创苦旅详见历史沿革通史，此处只取其「治理形态」的横切面。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联合书院：它在 1956 年由五所广东私立书院合并而成，首任院长兼校董会主席蒋法贤(Dr F.I. Tseung)本身就主持过一次「多校合一」。据 联合书院官网^※，这次合并的直接催化剂是 1956 年初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兼亚洲基金会董事 Grayson Kirk 访港，建议困顿中的各院走向合并。换言之，联合书院是「联邦制的预演」——中大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联合书院内部走过的合并逻辑，放大到三院层级再走一遍。而蒋法贤也顺理成章成为下一阶段三院联合的关键推手。

# 三院各自带着什么「家底」进入联邦？

联邦制之所以是唯一可行解，一个常被忽略的现实原因是：三所书院的钱，来自完全不同的口袋——若强行并成单一制，这些外部资助网络很可能随之流失。 保留书院各自的法人身份，恰恰是保住各自「金主」的前提。

新亚书院创校初年经费极度匮乏。据 新亚书院官网 History^※，钱穆曾赴台北争得每月港元三千元的资助（1950 年口径）；1954 年起，耶鲁大学的耶鲁-中国协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 开始提供财务与师资支持，其后亚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相继注资，书院方得以在九龙农圃道建成固定校址（1956 年）。这套以美国私人基金会为主的资助网络，是新亚在合并谈判中最实在的筹码之一。

崇基学院的家底则来自教会系统。据 崇基学院官网 Brief History^※，书院 1951 年由香港基督教新教各教会代表创办，承接大陆十三所在华基督教大学（含燕京、圣约翰等）的传统，草创时仅 63 名学生（1951/52 学年口径），借用香港大会堂、圣保罗书院等场地上课；1955 年获正式法团注册，1956 年率先迁入沙田马料水谷地——它是三院中最早在马料水扎根的一所，某种意义上「选定」了后来整所大学的地址。

联合书院背靠的是本地商界、侨界与珠三角私立教育传统。据 联合书院官网 History^※，它 1956 年 6 月由五所广东私立书院合并而成，首年在校生逾 600 名（1956/57 学年口径），主校园设于香港岛坚道 147 号。三份互不重叠的资助来源，决定了三院谁也不肯为合并而放弃自己的招牌与法团——这正是联邦制在财务层面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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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制的制度种子是何时、由谁埋下的？

「联邦制」三个字第一次进入官方文件，是在 1959 年——比 1963 年创校早了整整四年，也早于富尔敦本人登场。 这条线索常被略过，却是理解中大身世的关键：联邦制不是富尔敦的发明，富尔敦委员会做的是把一个既定方向「确认并落地」。

时间要拨回 1957 年。据 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这一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院共同成立中文书院联合议会(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由时任联合书院院长蒋法贤出任主席，目标只有一个：向港府争取颁授学位的资格与相应资助。三院第一次以「联合体」的姿态对外发声。

努力在 1958 至 1959 年间取得突破。官方叙述是：「In 1958, the government accepted the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 officially announced its subvention to the three colleges.」（1958 年港府接受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建议，翌年正式宣布向三院拨款资助——引自 CUHK 官方历史陈述^※）。关键在 1959 年 6 月：港府颁布《专上学院条例》(Post-Secondary Colleges Ordinance)，明确表明目标是把三院提升至具备大学资格的水平，「很可能以联邦制形式」(federal basis)。这是「联邦制」首次写入与中文大学有关的官方文件。

• 1957 年：三院成立中文书院联合议会，蒋法贤任主席，统一对港府发声。
• 1958 年：港府接受「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建议（方向确立）。
• 1959 年 6 月：《专上学院条例》颁布，官方文件首次写入「联邦制」(federal basis)构想。

也就是说，当 1960 年富尔敦爵士(Sir John Fulton)首次受邀访港时，「用联邦制、用中文教学、以三院为班底」的框架已经基本成形。他的角色不是设计师，而是一位有国际公信力的外部权威背书者——用一份独立委员会报告，把港府与三院之间已谈成的共识，盖上一枚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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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尔敦委员会做了什么？一份 1963 年的报告如何成为创校蓝本？

富尔敦委员会(Fulton Commission)于 1962 年 5 月成立，由萨塞克斯大学校长富尔敦爵士主持，任务是评估三所受政府资助的专上书院能否成为一所新大学的成员书院；其 1963 年报告明确提议以联邦制合并三院，成为中大创校的蓝本。 这份报告，就是通称的《富尔敦报告》。

据 CUHK Library UGallery 创校专页^※，富尔敦本人早在 1960 年即以顾问身份访港，他赞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并强调「学术自由与研究」的重要性，认可三院走联邦制大学成员书院的方向。1962 年他再度受委返港，这一次是正式主持委员会，在当年夏天审核三院的学术水准与大学体制，并提交中期报告，建议成立一所由三院组成的联邦制大学。

报告的正式版本于 1963 年 4 月发表。据 CUHK 数字典藏^※，这份题为《富尔敦报告——论香港一所联邦制中文大学》(Fulton report on a Federal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的文件「clearly proposed a federal type of governance for the amalgamated colleges」（清楚提议为合并后的书院采行联邦式治理），这段官方定性直接界定了报告的历史地位。此后的程序是标准的立法流程：

来源：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CUHK Library 创校专页^※。从报告发表到大学诞生，前后不过半年；但这半年之所以能一气呵成，靠的正是 1957–1959 年间已经铺好的路。

# 富尔敦报告为什么坚持联邦制，而不是单一制？

报告选择联邦制，并非单纯迁就三院的门户之见，而是有实质教育理据。其一，三所书院各有稳定的资助网络（新亚背后是耶鲁与美国基金会，崇基背后是教会，联合背后是本地商界与侨界），联邦制能让这些外部资源继续注入各书院，而不必因合并而流失。其二，富尔敦本人看重的「small group student-oriented teaching」（小班、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据 英文维基百科^※对创校架构的整理，正是要靠规模较小的书院去承载；若并成一所巨型单一制大学，这种师生亲近的教学生态反而会被稀释。联邦制因此不是妥协的次优解，而是被当作一种教育理想来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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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的《条例》怎样分权？大学与书院各管什么？

据 1963 年 9 月生效的《香港中文大学条例》，大学取得学位颁授权与学术统筹权，三院学生随即转为大学本科生；而三所书院则保留各自的法人地位、校董会与校产，继续在学系设置、课程制订与教员聘任上具有相当影响力。 这就是创校时联邦制的实际分权形态——一种「大学握学位、书院握教学」的双层结构。

据 CUHK 通讯〈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1963〉^※，《条例》于 1963 年 9 月生效后，「students of Chung Chi, New Asia and United Colleges becam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的学生成为大学本科生）。同一天起，原本无法颁授正式学位的三院学生，一夜之间拥有了受政府承认的学籍——这是整场合并对普通师生最直接的意义。

创校时的权力划分，大致可以这样对照：

来源：CUHK 通讯 Ordinance 1963^※；制度框架另见 《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第 1109 章）^※现行版本。需要说明的是，「学系与课程仍在书院一侧」是创校初期的形态；此后经 1976 年第二份富尔敦报告的改制，教学、人事、财务等权能逐步收归大学中央，这段角力属于校政模块的叙事范围，本文不展开。

# 首任校长与首任校董会主席是谁？他们让联邦制从纸面变为运作？

据 CUHK Library 创校专页^※，《条例》生效后，关祖尧爵士(Sir Cho-yiu Kwan) 出任首任校董会主席，李卓敏(Dr Choh-ming Li) 出任首任校长。李卓敏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背景，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大学校长。他坚持四年制课程（当时港府倾向三年制）、力主大学以研究为本；联邦制的框架，正是在他任内(1963–1978)从条文变为日常运作的制度现实。

在《条例》正式通过之前，还有一段过渡安排值得记下。据 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与创校档案，1963 年 6 月富尔敦报告提交立法局、港府接纳后，先行筹组了一个约 20 人的临时校董会(Provisional Council)，负责在《条例》生效前处理创校的具体事务——包括拟定规程、协调三院过渡、筹备学位颁授机制。这一步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联邦制」四个字要落地，需要有人把三院原有的规章、财务与人事，一条条对接进未来大学的架构。临时校董会正是这场「制度装配」的施工队；等到 9 月《条例》生效、10 月正式创校，大学的治理机器已经预热完毕。李卓敏坚持的四年制，也在这一框架下顶住了港府压力得以保留，成为中大有别于当时港大三年制的又一制度标记。

1963 年 10 月 17 日，大学在香港大会堂举行创校典礼。据 CUHK 通讯^※与 CUHK Library^※，典礼由时任香港总督兼大学监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lack) 主礼，《条例》正本在仪式上呈交监督。至此，一场自 1957 年联合议会起、历时六年的制度工程宣告完成：三所曾被拒于学位体制门外的中文书院，合成一所与港大并立的双语研究型大学。

# 创校时设了哪三个学院？书院与学系怎样并存？

中大成立之初即设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三个学院，为日后八大学院奠基；而学院/学系与三所书院，在创校初期是「交叉并存」的两套架构。 据 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与 英文维基百科^※，创校确立了「双语、书院制、弹性学分制」的基本框架，三学院覆盖文、理、社会科学。

这里藏着联邦制最具体的运作细节：一名 1963 年的中大本科生，同时属于两套体系——他既是某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的成员，享受书院的住宿与全人教育；又注册在某个学系之下，修读通往学位的课程。创校初期，学系与课程在相当程度上仍由各书院自设，这意味着同一学科可能在三个书院各有一套，直到后来的改制才逐步「合流」为大学统一的学系。这种「一人两籍」的结构，是联邦制留在每个学生身上最日常的印记，至今仍是中大区别于单一制大学的标志。

物理空间上，联邦制也有其对应：三院并非各守孤岛，而是先后向沙田马料水集结。崇基 1956 年最早迁入马料水谷地，大学 1969 年起把校园由市区逐步整体迁往这片依山面海的坡地，三所创校书院最终在同一片山城里各据一区——校园本身，就是联邦制的地理写照。

# 中大的联邦制，和牛津、剑桥、伦敦大学有何异同？

相同处在于「书院享有实体自治、大学统一颁授学位」这一基本骨架；不同处在于中大的书院承担了远比牛剑更重的『全人教育与通识』使命，且三所创校书院是带着各自鲜明的文化血脉（人文/基督教/社科）进入联邦的。 创校时富尔敦爵士看重的「small group student-oriented teaching」（小班、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正是借鉴了英国书院制的师生亲近传统。

但差异同样明显。牛津、剑桥的书院多以历史、宗派或捐赠人命名，彼此在办学哲学上的分野远不如中大三院鲜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式的联邦则更松散、成员学院更像独立大学。中大的独特之处，是把「三种截然不同的中国近代教育传统」——南来学者的人文书院、在华基督教大学的余脉、珠三角私立书院的实用主义——装进同一个联邦框架。这既是它的文化厚度所在，也是它治理张力的根源：三院不只是三栋宿舍楼，而是三套价值观的持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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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联邦制的「内在张力」从创校第一天就埋下了？

因为联邦制的两个支点——「书院自治」与「大学统筹」——本身就存在天然的权力边界争议；创校时把学系、课程与聘任的影响力大量留在书院一侧，等于把「谁说了算」这道题留给了后人。 这道题在 1976 年第一次被正面回答，而答案（向大学集权）恰恰引爆了建校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抗争。

创校时的分权是一种精妙的平衡，却也是一种未完成的平衡。大学握着学位与对外代表权，书院握着教学的日常肌理——这在三院财力相当、个性鲜明的创校初年运转良好。但随着大学整体扩张、经费统筹与学术标准统一的压力上升，「同一所大学里的同一门课，该由三个书院各自开，还是由大学统一开」这类问题，迟早要摊牌。

摊牌发生在 1976 年。据 英文维基百科^※对创校架构演变的整理，第二份富尔敦报告建议把教学、人事、财务等原属书院的权能统归大学中央，书院则专责学生事务与全人教育。这一「统一管理」的转向，被部分书院视为背离了 1963 年联邦制的本意——新亚书院一侧尤其反弹。这段以书院校董集体辞职为高潮的角力，是理解「联邦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关键案例，但其多方立场与政治脉络的完整叙事，按本馆体例交由校政模块处理，本文只作结构性提示：1976 年的冲突，本质上是 1963 年那份未言明的分权契约到期结账。

从制度语言上看，这层张力其实早有伏笔。英文里，「amalgamation」（合并）与「federation」（联邦）本就指向两种不同程度的结合：前者暗示融为一体、边界消融，后者强调各成员保留自主、只在顶层联合。1963 年《富尔敦报告》官方定性用的是「a federal type of governance for the amalgamated colleges」——同一句话里既有 federal（联邦）又有 amalgamated（合并），两个方向的词并置，恰恰暴露了创校者自己也未完全说清：这究竟是三院「联合」成一所大学，还是三院「融合」为一所大学？这个语义上的暧昧，后来成了 1976 年双方各执一词的文本源头——主张集权者读到的是「amalgamated」，坚持自治者读到的是「federal」。

回望这段建校史，中大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成立于 1963 年，而在于它的成立方式——不是一纸命令自上而下切分学院，而是三所各有身家、各有理想的书院，在外部权威的斡旋下，自下而上谈成的一次「联邦」。这份「先有书院、后有大学」的身世，既给了中大区别于港大的文化底色，也给它留下了一道要用几十年去反复求解的治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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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院合一，几个常被问到的问题

中大是 1963 年成立的，那三所书院算是被「撤销」了吗？ 不是。据 CUHK 通讯 Ordinance 1963^※，1963 年《条例》生效后三院学生转为大学本科生，但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并未撤销，而是作为成员书院保留下来，各自延续法人地位与办学个性至今——这正是联邦制与「合并注销」的根本区别。

为什么叫「中文」大学？是指只用中文教学吗？ 校名中的「Chinese/中文」既指教学语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媒介，区别于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也指文化承担——承续中华学术与文化传统。据 CUHK History Gallery Zone B^※，富尔敦爵士本人即赞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不过中大自创校起就是双语大学，并非排斥英文。

三院之外的书院（逸夫、晨兴等）也是「创校书院」吗？ 不是。创校书院只有新亚、崇基、联合三所；逸夫书院 1986 年成立，晨兴、善衡 2006 年，敬文、伍宜孙、和声 2007 年，均在创校二十余年后陆续增设。谈「三院合一建校」时，专指 1949–1956 年间成立的这三所。

富尔敦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由一个英国人来定案？ 报告由萨塞克斯大学校长富尔敦爵士主持的独立委员会撰写。据 CUHK Library 创校专页^※，港府需要一份有国际学术公信力的独立评估，来确认三院水准足以合成大学、并背书联邦制方向——由一位不涉本地利益的外部大学校长执笔，正是为了让这份「盖章」站得住脚。

创校典礼在哪里举行、由谁主礼？ 据 CUHK Library 创校专页^※，1963 年 10 月 17 日的创校典礼在香港大会堂(Hong Kong City Hall)举行，由时任香港总督兼大学监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lack)主礼，《条例》正本在仪式上呈交监督。当日起，香港有了第二所大学，也有了第一所以中文为本、行联邦制的研究型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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