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会重组之争：2023 年《香港中文大学（修订）条例》(2023)

⚠️ 本文属野史模块（13 校政与改制），整理有多方独立来源支撑的校政争议，逐条挂源，争议以归属句式多方并置、不裁定立场。涉具体在世个人一律以「姓+先生」或职衔指代、不点名；委员会/条例/机构等专有名词据来源据实记载。本文聚焦校董会(Council)重组的制度与争议，不延伸至 2019 年政治事件叙事（相关外部来源见 18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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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何为「校董会」与为何要改

校董会(Council)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最高管治机构，负责大学的整体管治、财务监督与重大人事任命（治理架构总览见 00-overview/governance.md、vice-chancellors-governance-timeline-1964-2024.md）。2020 年代，围绕中大校董会的规模与组成，出现了一轮重大的制度修订动议。

据 立法会文件(LegCo Brief)^※，《香港中文大学（修订）条例草案》拟修订《条例》及《规程》，以修订校长(Vice-Chancellor)、常务副校长(Provost)、司库(Treasurer)及校董会正副主席的委任方式，并重组校董会。

# 1.1 源头：一个搁置近七年的 2016 年方案

这场重组并非 2023 年凭空出现的议案。据综合公开资料，中大校董会规模与组成的检讨建议最早可追溯至 2016 年（下称「2016 年方案」）——彼时校董会内部已有声音认为，55 席的规模在香港八大院校中明显偏大，运作效率受质疑。这份方案在校内搁置数年未有定论。2022 年 12 月 12 日，一份工作稿重新提交校董会谘询；校董会随后成立「检讨校董会规模及组成专责小组」(Taskforce for the Review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UHK Council)重新审视方案，2023 年 4 月专责小组报告认为 2016 年方案「仍然适用」(remain fit for purpose)，同年 4 月 17 日校董会通过相关报告——这是修订议案重新启动的校内程序起点。

港大早在约 20 年前已完成类似的校董会改组，中大此次改组被部分评论形容为「慢了二十年」。两校改组路径不同：港大的改组源于校方内部主导，中大此次则是由身兼校董的立法会议员以私人条例草案形式提出，并最终交由立法机关三读表决——这一程序差异，本身也是后续争议的焦点之一（详见 §4）。

据综合公开资料，中大历史上其实先后两次试图自行完成校董会改组：2009 年曾成立专责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拟订方案，未能成事；2016 年方案（即上述专责小组重新审视的版本）延续了 2009 年方案的架构思路，但同样在校内搁置多年、未能推进至立法阶段——直到 2022 年底由立法会议员以私人条例草案形式接手，才真正走完立法程序。这段「两次自我改组均告失败、第三次靠外力完成」的经历，本身也是反对方质疑「为何非要绕过大学自主程序」的背景之一。

# 1.2 建制派的「效率论」：一份立法会文章的论据

修订获推动的背后，亦有建制阵营基于治理效率的公开论述。据 香港中华总商会「Voice in Legco」专栏文章^※（作者为立法会议员廖长江先生），该文提出三点支持改组的论据：

• 据该文，2002 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已建议资助大学的校董会应由校外成员占多数，但中大 55 席校董会中逾半数（28 席）由受薪教职人员出任，长期未与该建议看齐；
• 该文指出中大校董会曾长期未有召开会议，认为这削弱了机构应对突发事宜的能力；
• 该文并援引校徽更换事件中暴露的管理程序缺陷，作为管治问责不足的例证。

这份文章代表的是修订支持方的效率论述——即以「校外成员应占多数」的资助院校治理惯例、议事频率与个案管理瑕疵，论证改组的必要性；具体史实是否成立、个案细节如何，本馆不做独立核实，仅记录该方作为公开论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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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订内容：议席大幅缩减，议事规则同步收紧

据 香港自由新闻(HKFP)报道^※及综合公开资料，修订的核心是校董会议席的大幅缩减与结构调整:

除议席数量外，修订亦涉及多项议事规则与组成细节的同步调整：

• 取消「校董会委任终身校董」职位及教务会代表议席；
• 削减书院与学院代表的议席数目;
• 新增由选举产生的教职员、本科生及研究生代表议席；
• 新设门槛：校长、常务副校长及各副校长的委任，须经不少于校董会全体成员四分之三通过；相关人选的任期与续任安排，亦须经同一比例的全体校董通过。

值得留意的是，立法会议员议席维持 3 席不变——据来源，此前曾有意见建议削减议员议席数目，但最终方案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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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法进程：从议员私人草案到三读通过

据 HKFP^※、Times Higher Education 报道^※及综合公开资料：

• 修订动议由三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会议员联名提出私人条例草案——据来源，三人分别为张宇人议员（自由党）、邓家彪议员及刘国勋议员（民建联）；
• 2023 年 6 月，《2023 年香港中文大学（修订）条例草案》正式刊宪、提交立法会；
• 据 RTHK 报道^※，张宇人议员于 7 月就草案公开辩护，强调重组旨在改善校董会的管治效能；
• 2023 年 11 月 1 日，立法会三读通过《香港中文大学（修订）条例草案 2023》；
• 据来源，《修订条例》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刊宪后生效；校董会主席蔡永忠先生(John Chai)其后负责统筹向新架构的过渡工作。

以「议员私人草案」而非「校方提案」的形式完成改组，是中大此次重组区别于港大等院校的关键程序特征——这一程序本身，构成了反对方质疑「大学自主」的核心论据之一（详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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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争议：逾千人联署与各方立场

修订过程引发显著争议。据 HKFP 关于联署的报道^※，逾 1,500 人联署反对修订，组织者称其威胁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

时任中大校董杨先生(Kelvin Yeung)亦公开表态，警告修订将「损害大学的自主与学术自由」(undermine the university's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另一名校董江女士(Doreen Kong)则呼吁避免把议题政治化，称应「珍视下一代，专注培育学生」(we need to cherish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focus on nurturing students)——这番表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校董会内部对「是否应公开论战此事」本身的分歧。

支持一方的论述同样公开可考。据 HKFP 报道^※，提案人之一邓家彪议员称中大「是培育爱国情怀的重要摇篮」(a very important cradle for nurturing love for our country)；另一名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女士(Priscilla Leung)则强调修订旨在改善「管治、问责与透明度」(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值得留意的是，反对声音并非铁板一块，其中还有第三种立场——不满立法会议员方案、但也不主张维持 55 席现状，而是主张回到大学自身的改革路径。据 南华早报(SCMP)报道^※，中大校友杨煜明、林维雄及翁树培发起联署，逾 877 人签署支持一份「校董会改革双赢方案」——这是以大学校内专责小组建议为基础的修订版本，与议员方案的主要分别在于：议员方案倾向由校外委任人士主导校董会，而这份反建议保留更多与专责小组报告一致的制衡设计。发起方指三名议员的方案「忽视了大学教职员、学生与校友的意见」；联署者中包括中大校友、时任副校长及企业界人士。

这份「877 人反建议联署」与前述「逾 1,500 人反对联署」性质不同：后者是原则性反对整个改组方向，前者则是有条件的替代方案——反映校友与教职员群体内部，对「是否改、怎么改」本身亦未有单一共识。

校外学界亦有评论介入这场争议。据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报道^※，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Carsten Holz 先生形容此次改组标志着「任何形式的权力制衡的终结，代之以彻底的外部、政治化控制」(the end of any form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ead complete external, political control)，并将其形容为香港多所大学正经历的更广泛「去势」(neutering)进程的一部分。该报道同时指出，科大校董会（27 人）中仅有 1 席由教职员选举产生、1 席学生代表，其余 25 席均由行政长官直接或间接任命或关连——以此作为中大此次改组后管治结构走向的参照对比。

多方立场并置：

据反对方称（综合 HKFP 报道、联署组织者及杨先生、江女士等校董表态）：修订可能「损害大学的自主与学术自由」；并主张此类改动应由大学内部提出、而非由立法机关主导——程序正当性是反对方的核心关切之一。

据支持/推动方称（据立法会文件所述修订目的及张宇人、邓家彪、梁美芬等议员表态）：重组旨在优化校董会的规模与运作效率、厘清主要人事的委任方式、强化问责与透明度，以改善大学管治。

据校外学界评论（以 Carsten Holz 教授为代表）：此类改组反映香港高等院校治理结构正普遍走向「外部化、政治化」，是更广泛趋势的一环——这一评论本身亦属一方观点，非本馆裁定。

据大学校董会立场（据 CUHK 官方声明^※）：大学将此次重组定性为「完善大学管治的重要一步」(an important step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s governance)；邓家彪议员亦公开表示，改组不会削弱院校自主。

至今，各方对此次重组的评价仍见分歧——支持者视之为提升管治效率的必要改革，批评者视之为对大学自主与校友/内部参与的削弱，校外学界部分意见则将其置于香港高校治理变迁的更大脉络中评论。本馆只记录事实与各方归属，不作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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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历史脉络：第三场「以《条例》为战场」的角力

把这次重组置于中大校政史的长线中看，它是第三场围绕《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的重大角力:

1. 第一场(1976)：富尔敦改制——修订《条例》，把书院自治权上移至大学中央，争的是「联邦制 vs 单一制」；
2. 第二场(2004–2011)：教学语言与国际化论争——围绕《条例》中文规定与教务会自主权，经三级法院终审定谳，争的是「中文使命 vs 国际化自主」；
3. 第三场(2023)：本次校董会重组——修订《条例》调整最高管治机构的规模与组成，争的是「管治效率 vs 大学自主与多元参与」。

三场角力，战场都是同一部《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焦点都是「大学应如何被治理、由谁治理」。这条贯穿半个世纪的长线说明：在中大，治理结构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问题，而是反复被争夺的价值场域。本馆将三场角力分篇记述，正为呈现这条「以《条例》为战场」的校政史长线。

校长与治校角力的完整时间线见 vice-chancellors-governance-timeline-1964-2024.md；治理架构的中性事实见 00-overview/governance.md；创校初期联邦制的更早源流另见 钱穆与新亚创校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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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后续：2026 年的新一轮修例动议

据公开报道，2026 年 5 月，中大校方再度提出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的建议，展开谘询，内容涉及新增罢免大学主管（校长、副校长等）的理由、调高个别人事任命门槛、调整书院领导架构、以校友顾问委员会取代评议会等安排。这是 2023 年校董会重组完成后，围绕同一部《条例》出现的最新一轮治理议题；据报道，校方目标是在2026/27 立法年度将修订提交立法会审议。具体内容与立法进程属进行中事项，以官方最终公告为准；现任领导层按本馆规则以职衔指代，不具名。

# 6.1 建议内容一览

据 on.cc 东网报道^※及综合公开资料，2026 年建议的主要条款包括：

# 6.2 反对意见与校方回应

据 香港01报道^※，网上评论对建议提出三点质疑：

1. 书院自治进一步收窄：批评建议令「书院完全置于校董会下」，书院制「名存实亡」——与本文 §5 所述 1976 年富尔敦改制以来「集权 vs 自治」的长线张力一脉相承；
2. 高层制衡弱化：指校方高层将「完全受制于校董会的校外人士」，与 2023 年改组后校外席位占三分之二的结构形成叠加效应；
3. 校友身份被削弱：批评以校友顾问委员会取代评议会等同「视校友如无物」，明文规范校名使用亦被指「剥夺中大人身份」。

据同一报道，校方回应称：罢免理由的细化旨在「提升制度的稳健性与公信力」而非削弱保障；书院「独特身分与教育理念亦不会因修例而改变」；校名使用规范「在本港其他大学早已存在」，与限制身份认同无关；校友仍可透过其他渠道参与校政。另据 有线宽频(i-CABLE)报道^※，邓家彪议员（2023 年三名提案议员之一）就校友顾问委员会一事表态，称改动「不影响校友参与渠道」。

值得留意的是，2023 年校董会重组的核心提案人之一在 2026 年新一轮修例中再度公开表态支持，显示这场「以《条例》为战场」的治理角力，人物脉络与 2023 年一役有直接延续性，并非各自孤立的事件。

把 2023 年的校董会重组与 2026 年的新修例动议并置看，可以看到一个延续的模式：校董会规模与组成的调整(2023)完成后，管治议题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延伸到「谁有权罢免大学主管」「校友如何参与校政」「书院如何向校董会负责」等更细部的制度设计——这部《条例》作为中大治理权力的根本战场，至今仍在被持续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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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较视野：与港大、科大校董会组成的对照

把中大 2023 年改组后的校董会结构放到香港资助院校的横向坐标中看，三所院校呈现出不同的组成模式（下表据 香港大学校董会官网^※、Times Higher Education 报道^※及本文 §2 综合整理）：

三校对照可见两点：其一，中大 2023 年改组后的校外占比（约 68%）与港大（约 64%）相近，均落在「校外过半」的资助院校治理惯例区间内，高于改组前中大近乎 1:1 的旧比例；其二，科大的校外委任来源高度集中于行政长官一人或其关连机构，教职员与学生的直选席位仅各 1 席——这也是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报道引述Carsten Holz 教授将中大此次改组类比科大模式、忧虑其走向「外部化、政治化」的具体参照系（详见 §4）。港大改组源于校方内部主导的《Fit for Purpose Report》，无需经立法会审议；中大与科大则均涉及行政长官委任或立法程序介入，这一制度设计差异，也是中大此次改组「循议员私人草案、交立法会表决」的路径何以引发「大学自主」争议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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