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校理念之争：钱穆与首任校长李卓敏的分歧与 1965 年辞职

⚠️ 本文属野史模块（13 校政与改制），整理有多方来源支撑的创校初期理念分歧，以归属句式呈现各方说法、不裁定立场。所涉创校学人（钱穆、李卓敏、唐君毅等）均已故，据公开史料据实记名。本文聚焦办学理念的分歧与人事去留，与 富尔敦改制 所述制度层面的「集权 vs 自治」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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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同盟到分歧：一段被忽略的前史

谈钱穆与李卓敏的分歧，人们容易把它想象成「两个一开始就对立的人」。史料给出的图景却更耐人寻味：在中大筹组之初，钱穆其实是李卓敏的支持者之一。

• 钱穆先生：新亚书院创办人（创院史见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据 新亚书院条目^※，他于 1949 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初名亚洲文商学院，1950 年 3 月改组易名、迁入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校舍），倾注约十六年心血办学，是南来学人的精神领袖，以守护与重建中国文化为办学志业。
• 李卓敏先生(Li Choh-ming,1912–1991)：据 英文维基百科^※，中大首任校长（校长任期据来源自 1964 年 2 月起，至 1978 年 9 月）；经济学家出身，来港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具国际学术声望与行政经验。

据 中文维基百科及相关史料^※，钱穆曾是力主由华人出任校长、并支持李卓敏出任首任校长的人物之一——这一点常被后来的「对立」叙事掩盖。换言之，两人最初并非宿敌：钱穆对「华人长校」抱有强烈期待，对李卓敏的任命亦曾乐观其成。然而三院合组成大学之后，办学理念上的裂痕却逐渐显现，并最终把这段同盟关系推向破裂。

把这段前史交代清楚，是为了破除一种过于戏剧化的想象。钱穆与李卓敏的分歧，不是「一见即斗」，而是在共同的事业里，因对「这所大学该是什么」的根本回答不同，而逐渐生出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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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念分歧：「特殊的」vs「普通的」中国人大学

据 相关史料整理^※及 中大官方「大师身影：钱穆先生」^※，两人分歧的核心，可概括为对「这所大学应该是什么」的不同回答：

据对钱穆理念的记述：钱穆希望创办一所「特殊的中国文化大学」——把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主体之中，使大学成为承续与弘扬中国文化的重镇。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钱穆办学理想的核心。这与他为新亚书院所立的教育宗旨一脉相承——「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教育沟通中西文化。

据对李卓敏理念的记述：李卓敏则倾向于建立一所「普通的中国人大学」（即一所现代的、以华人为主体的综合性大学），更强调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规制、效率与学术标准，而非以「文化使命」为唯一旨归。

这一分歧并非简单的个人意气，而是两种大学观的碰撞：一种把大学视为文化传承的载体（钱穆），一种把大学视为现代知识生产的机构（李卓敏）。两种观念都有其正当性，却难以在同一所大学的治理中完全调和——尤其当资源、学制与权力都需要统一安排时，「以文化为体」与「以现代规制为体」便会在每一个具体决定上短兵相接。

耐人寻味的是，李卓敏校长本人于 1967 年正式提出中大「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使命表述——这一表述其实兼顾了文化与现代两面。可见分歧更多体现在「以何者为主、如何在具体治理中落实」的层面，而非全然对立。本馆据来源并置两说，不裁定谁更「正确」。

据 搜狐整理的李卓敏生平^※，李卓敏本人对这所大学的自我定位另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香港中文大学不会是一所英国的大学，也不是一所中国的大学，或是一所美国的大学。它要成为一所国际大学。」——这句话与钱穆「特殊的中国文化大学」的表述放在一起看，分歧的轮廓便更清晰：钱穆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李卓敏的立足点则是「国际」这一更高一层的框架，中国文化在其中是构成要素之一，而非唯一旨归。

学界对这一分歧亦有独立于两位当事人转述之外的观察。有研究将新亚书院的创立与办学置于「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兴起」的脉络中讨论，认为新亚强调「通人尤重于专家」的人文通识教育，本身即是南来学人对战后香港这一特殊时空的一种文化回应，而非单纯的教学模式选择——这为理解钱穆何以对「表决即通过」的科层化决策机制格外敏感，提供了另一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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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两人的画像对照：从背景到治校取向

把两人的履历并排放置，或许比抽象的理念之争更能说明分歧从何而来——两人几乎是从不同的知识传统与职业路径走向同一所大学的：

这张对照表无意暗示二人「谁更强」——钱穆的书院是从难民营式的桂林街校舍白手办起，李卓敏则是在成熟建制内被港府延揽长校，二者的处境本就不可简单类比。放在一起，只是为了让读者看清：这不是两个性情不合的人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两条几乎注定要在治理层面相遇、也几乎注定会摩擦的办学路径。这也是本文将两人并置于 历任校长治校角力时间线 开篇的原因——李卓敏的「创校集权」，正是从这场与钱穆的分歧开始定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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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键的制度细节：三院院长联席会议与「举手表决」

理念之争之所以最终激化为去留，有一个常被忽略却极关键的制度装置——三院院长的联席会议(inter-college meetings)。

据 儒家网整理的记述^※及 相关史料^※:

• 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
• 据该记述，会上「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
• 在「一院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下，新亚的主张一旦在表决中落败，便难有转圜余地。

这一程序设计，看似中性高效，对钱穆却是结构性的挫败：他所坚持的「新亚精神」与文化理想，一旦无法说服另外两院，就会在一次次「当场通过」的表决中被否决。据该记述，钱穆由此感到「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眼见「新亚精神」渐渐变质，「一切与平日怀抱的做人理想不符」。

这正是「理念之争」落到「治理之争」的关键一环：分歧不在抽象的口号，而在一周一次、举手即决的会议室里。当文化理想必须服从多数表决，而表决又「没有机会再议」时，坚持理想的一方便只剩下两条路——妥协，或离去。这一制度张力，与 富尔敦改制 中「书院自治 vs 中央集权」的结构性矛盾，实为同一问题的早期显影。

# 一段需要克制处理的插曲：学统之辨

围绕这一时期，坊间另有关于学术门派的记述。据 儒家网文章^※，有论者将钱穆的去意，部分归因于新亚内部师友之间在「学统传承」上的不同主张——一种观点更看重某一师承谱系的延续，钱穆则持「学问谁都可以学，为什么一定要分派别分门户」的态度。

此节涉及创校学人之间的私谊与分歧，且多属一方转述、动机层面难以坐实。本馆据来源记录「确有学统观念之别」这一层面，但不采信、不复述任何关于具名学人『排挤』『清算』的诛心之说——既无可靠一手档案佐证，亦不合本馆「记其事、并其说、不诛心」的处理原则。相关学人均已作古，此类评断宜留待史家依更完整的史料去做。可信度：此一节属单一来源之转述，姑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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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多番求去：从 1962 到 1965 年的辞职长跑

钱穆的离开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段长达三年多、三度求去的拉锯。据 搜狐整理的钱穆新亚创业史^※及 澎湃新闻的记述^※，这段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节点：

这一「三度求去」的节奏，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它说明钱穆的去意并非一时冲动或单一事件的应激反应，而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权衡、屡次动摇、终究未能被劝回的过程。据该记述，钱穆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曾以「在新亚真如一大噩梦」形容当时的心境——需要留意的是，据记述此语所指为「新亚」内部处境之变化，而非笼统指向中文大学或李卓敏本人，读者不宜过度引申。可信度：此一细节属二手转述，姑备一说。

关于最终辞职的具体经过，中新网^※与 儒家网^※记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

据该记述，钱穆提出辞呈时，曾被告知：若选择「辞职」，则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薪水无法补发；若选择「退休」，则不仅可补领薪水，还能领取一笔「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然而钱穆宁可放弃这笔退休金，也坚持以「辞职」而非「退休」的方式离开，以示气节。

这一「舍退休金而取辞职」的选择，被许多论者视为钱穆人格与立场的注脚：他要的不是体面退场的待遇，而是以「辞」这个动作本身，表明自己对当时办学走向的不认同。

一点必要的核验提示：上述「数十万退休金」的具体数字与对话细节，主要见于二手记述（回忆/评传一类），细节或有出入，可信度：多方印证（数字层面为转述）。但「钱穆自 1962 年起三度求去、终于 1965 年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这一史实骨架，有官方与多方来源支撑，确凿无疑。

钱穆离任后，新亚书院内部的学术传承机制并未随之停摆。据 新亚研究所条目^※，唐君毅于 1968 年出任新亚研究所所长，该所于 1974 年 8 月脱离中文大学、改隶新成立的「新亚教育文化基金会」，中文大学停止对其经费补助。本馆对这一段人事变动本身不予展开评述——研究所独立涉及的行政与经费细节，与本文聚焦的「钱穆-李卓敏理念分歧」是相邻但不同的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富尔敦改制与书院自治 中的相关记述。

钱穆的辞职，标志着创校初期「文化理想派」与「现代规制派」之间张力的一次具体爆发。据史料，这一去留与日后 1976 年富尔敦改制中新亚书院的强烈反对——以钱穆、唐君毅、李祖法、沈亦珍、吴俊升、徐季良、刘汉栋、任国荣、郭正达等九位校董集体辞职抗议（详见 fulton-reform-and-college-autonomy.md）——一脉相承：新亚对中央集权的戒惕，与其创院学人对「书院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有着深层的精神连续性。换言之，1965 年钱穆个人的「辞」，与 1976 年新亚群体的「辞」，是同一种坚持在十一年间的两次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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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历史评价：分歧背后的双重遗产

钱穆与李卓敏的分歧，不应被简化为「谁对谁错」。从历史长线看，两人各自留下了重要遗产：

钱穆的遗产：他为中大注入了「以中国文化为本」的精神基因。这一基因，体现在新亚精神、书院制的人文传统、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物馆（见 05-campus/art-museum-and-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md）、乃至新亚校园「合一亭」对其「天人合一」哲思的空间化致敬（见 15-campus-lore/ju-ming-gate-and-pavilion-of-harmony.md）等诸多方面，至今仍是中大区别于其他香港高校的文化标识。

李卓敏的遗产：他作为首任校长，在十余年任内为中大奠定了现代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制度骨架——学科建制、行政规制、国际联系，以及 1964 年订立的校训「博文约礼」与首次颁授学位等奠基性举措。据 英文维基百科^※，任内中大学生人数从不足 1,400 人增至逾 6,000 人，并建立起经济学、工商管理等学科建制；他亦是伯克利加大工商管理学教授出身，主持编纂粤语拼音字典（「李氏拼音」），1981 年在西方与中国内地同步发行。没有这套现代规制，中大难以成长为今日的世界级大学。

中大日后「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自我定位，某种意义上正是钱穆的「文化理想」与李卓敏的「现代规制」这两股力量长期张力与融合的产物。创校初期那场理念之争，因此不是一段「内耗」的插曲，而是中大身份认同最早的一次自我塑造。李卓敏 1978 年卸任后，历任校长——马临、高锟、李国章、金耀基、刘遵义、沈祖尧、段崇智——各自延续或调整这条「文化 vs 现代/国际」的张力线，详见 历任校长治校角力时间线。

这条「文化主体 vs 现代规制」的张力长线，与本馆反复书写的「中文使命 vs 国际化」「书院自治 vs 中央集权」属同一精神谱系——它们共同回答着那个贯穿中大半世纪的根本问题：一所「中文大学」，究竟应该如何安放「中国」与「现代/国际」这两个词？

一点必要的克制：钱穆与李卓敏的分歧，在坊间不乏戏剧化的演绎（如渲染为「意气之争」或「派系倾轧」）。本馆据官方史料与可靠二手来源，只记述「理念分歧 + 联席会议投票挫败 + 1965 年辞职（含舍退休金之记述）」这一可溯源的史实骨架，并以归属句式并置两人的办学观，不替任何一方的诠释背书，也不揣测当事人的私人动机。两位创校先贤均已作古，对其分歧的评断，宜留给史家依据更完整的一手档案去做，而非由本馆裁定。这也是本馆处理「先贤之间分歧」一类敏感校史题材时的一贯态度：记其事、并其说、不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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