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校理念之爭：錢穆與首任校長李卓敏的分歧與 1965 年辭職

⚠️ 本文屬野史模塊（13 校政與改制），整理有多方來源支撐的創校初期理念分歧，以歸屬句式呈現各方説法、不裁定立場。所涉創校學人（錢穆、李卓敏、唐君毅等）均已故，據公開史料據實記名。本文聚焦辦學理念的分歧與人事去留，與 富爾敦改制 所述制度層面的「集權 vs 自治」互為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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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同盟到分歧：一段被忽略的前史

談錢穆與李卓敏的分歧，人們容易把它想像成「兩個一開始就對立的人」。史料給出的圖景卻更耐人尋味：在中大籌組之初，錢穆其實是李卓敏的支持者之一。

• 錢穆先生：新亞書院創辦人（創院史見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據 新亞書院條目^※，他於 1949 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初名亞洲文商學院，1950 年 3 月改組易名、遷入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校舍），傾注約十六年心血辦學，是南來學人的精神領袖，以守護與重建中國文化為辦學志業。
• 李卓敏先生(Li Choh-ming,1912–1991)：據 英文維基百科^※，中大首任校長（校長任期據來源自 1964 年 2 月起，至 1978 年 9 月）；經濟學家出身，來港前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具國際學術聲望與行政經驗。

據 中文維基百科及相關史料^※，錢穆曾是力主由華人出任校長、並支持李卓敏出任首任校長的人物之一——這一點常被後來的「對立」敍事掩蓋。換言之，兩人最初並非宿敵：錢穆對「華人長校」抱有強烈期待，對李卓敏的任命亦曾樂觀其成。然而三院合組成大學之後，辦學理念上的裂痕卻逐漸顯現，並最終把這段同盟關係推向破裂。

把這段前史交代清楚，是為了破除一種過於戲劇化的想像。錢穆與李卓敏的分歧，不是「一見即鬥」，而是在共同的事業裏，因對「這所大學該是什麼」的根本回答不同，而逐漸生出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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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念分歧：「特殊的」vs「普通的」中國人大學

據 相關史料整理^※及 中大官方「大師身影：錢穆先生」^※，兩人分歧的核心，可概括為對「這所大學應該是什麼」的不同回答：

據對錢穆理念的記述：錢穆希望創辦一所「特殊的中國文化大學」——把西方文化融入中國文化的主體之中，使大學成為承續與弘揚中國文化的重鎮。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是錢穆辦學理想的核心。這與他為新亞書院所立的教育宗旨一脈相承——「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教育溝通中西文化。

據對李卓敏理念的記述：李卓敏則傾向於建立一所「普通的中國人大學」（即一所現代的、以華人為主體的綜合性大學），更強調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大學規制、效率與學術標準，而非以「文化使命」為唯一旨歸。

這一分歧並非簡單的個人意氣，而是兩種大學觀的碰撞：一種把大學視為文化傳承的載體（錢穆），一種把大學視為現代知識生產的機構（李卓敏）。兩種觀念都有其正當性，卻難以在同一所大學的治理中完全調和——尤其當資源、學制與權力都需要統一安排時，「以文化為體」與「以現代規制為體」便會在每一個具體決定上短兵相接。

耐人尋味的是，李卓敏校長本人於 1967 年正式提出中大「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使命表述——這一表述其實兼顧了文化與現代兩面。可見分歧更多體現在「以何者為主、如何在具體治理中落實」的層面，而非全然對立。本館據來源並置兩説，不裁定誰更「正確」。

據 搜狐整理的李卓敏生平^※，李卓敏本人對這所大學的自我定位另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香港中文大學不會是一所英國的大學，也不是一所中國的大學，或是一所美國的大學。它要成為一所國際大學。」——這句話與錢穆「特殊的中國文化大學」的表述放在一起看，分歧的輪廓便更清晰：錢穆的立足點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李卓敏的立足點則是「國際」這一更高一層的框架，中國文化在其中是構成要素之一，而非唯一旨歸。

學界對這一分歧亦有獨立於兩位當事人轉述之外的觀察。有研究將新亞書院的創立與辦學置於「文化民族主義在香港的興起」的脈絡中討論，認為新亞強調「通人尤重於專家」的人文通識教育，本身即是南來學人對戰後香港這一特殊時空的一種文化回應，而非單純的教學模式選擇——這為理解錢穆何以對「表決即通過」的科層化決策機制格外敏感，提供了另一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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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兩人的畫像對照：從背景到治校取向

把兩人的履歷並排放置，或許比抽象的理念之爭更能説明分歧從何而來——兩人幾乎是從不同的知識傳統與職業路徑走向同一所大學的：

這張對照表無意暗示二人「誰更強」——錢穆的書院是從難民營式的桂林街校舍白手辦起，李卓敏則是在成熟建制內被港府延攬長校，二者的處境本就不可簡單類比。放在一起，只是為了讓讀者看清：這不是兩個性情不合的人之間的私人恩怨，而是兩條几乎註定要在治理層面相遇、也幾乎註定會摩擦的辦學路徑。這也是本文將兩人並置於 歷任校長治校角力時間線 開篇的原因——李卓敏的「創校集權」，正是從這場與錢穆的分歧開始定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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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鍵的制度細節：三院院長聯席會議與「舉手表決」

理念之爭之所以最終激化為去留，有一個常被忽略卻極關鍵的制度裝置——三院院長的聯席會議(inter-college meetings)。

據 儒家網整理的記述^※及 相關史料^※:

• 李卓敏到任後，新亞、崇基、聯合三院院長每週開一次聯席會議;
• 據該記述，會上「如果遇到意見分歧，便舉手表決，當場通過，沒有機會再議」;
• 在「一院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下，新亞的主張一旦在表決中落敗，便難有轉圜餘地。

這一程序設計，看似中性高效，對錢穆卻是結構性的挫敗：他所堅持的「新亞精神」與文化理想，一旦無法説服另外兩院，就會在一次次「當場通過」的表決中被否決。據該記述，錢穆由此感到「離自己的辦學理想，越來越遠」，眼見「新亞精神」漸漸變質，「一切與平日懷抱的做人理想不符」。

這正是「理念之爭」落到「治理之爭」的關鍵一環：分歧不在抽象的口號，而在一週一次、舉手即決的會議室裏。當文化理想必須服從多數表決，而表決又「沒有機會再議」時，堅持理想的一方便只剩下兩條路——妥協，或離去。這一制度張力，與 富爾敦改制 中「書院自治 vs 中央集權」的結構性矛盾，實為同一問題的早期顯影。

# 一段需要剋制處理的插曲：學統之辨

圍繞這一時期，坊間另有關於學術門派的記述。據 儒家網文章^※，有論者將錢穆的去意，部分歸因於新亞內部師友之間在「學統傳承」上的不同主張——一種觀點更看重某一師承譜系的延續，錢穆則持「學問誰都可以學，為什麼一定要分派別分門户」的態度。

此節涉及創校學人之間的私誼與分歧，且多屬一方轉述、動機層面難以坐實。本館據來源記錄「確有學統觀念之別」這一層面，但不採信、不復述任何關於具名學人『排擠』『清算』的誅心之説——既無可靠一手檔案佐證，亦不合本館「記其事、並其説、不誅心」的處理原則。相關學人均已作古，此類評斷宜留待史家依更完整的史料去做。可信度：此一節屬單一來源之轉述，姑備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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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多番求去：從 1962 到 1965 年的辭職長跑

錢穆的離開不是一次性的決定，而是一段長達三年多、三度求去的拉鋸。據 搜狐整理的錢穆新亞創業史^※及 澎湃新聞的記述^※，這段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節點：

這一「三度求去」的節奏，本身即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它説明錢穆的去意並非一時衝動或單一事件的應激反應，而是在三年多的時間裏反覆權衡、屢次動搖、終究未能被勸回的過程。據該記述，錢穆在給友人的信函中曾以「在新亞真如一大噩夢」形容當時的心境——需要留意的是，據記述此語所指為「新亞」內部處境之變化，而非籠統指向中文大學或李卓敏本人，讀者不宜過度引申。可信度：此一細節屬二手轉述，姑備一説。

關於最終辭職的具體經過，中新網^※與 儒家網^※記述了一個廣為流傳的細節：

據該記述，錢穆提出辭呈時，曾被告知：若選擇「辭職」，則新亞自成立以來未發的薪水無法補發；若選擇「退休」，則不僅可補領薪水，還能領取一筆「數十萬港元」的退休金。然而錢穆寧可放棄這筆退休金，也堅持以「辭職」而非「退休」的方式離開，以示氣節。

這一「舍退休金而取辭職」的選擇，被許多論者視為錢穆人格與立場的註腳：他要的不是體面退場的待遇，而是以「辭」這個動作本身，表明自己對當時辦學走向的不認同。

一點必要的核驗提示：上述「數十萬退休金」的具體數字與對話細節，主要見於二手記述（回憶/評傳一類），細節或有出入，可信度：多方印證（數字層面為轉述）。但「錢穆自 1962 年起三度求去、終於 1965 年辭去新亞書院院長」這一史實骨架，有官方與多方來源支撐，確鑿無疑。

錢穆離任後，新亞書院內部的學術傳承機制並未隨之停擺。據 新亞研究所條目^※，唐君毅於 1968 年出任新亞研究所所長，該所於 1974 年 8 月脱離中文大學、改隸新成立的「新亞教育文化基金會」，中文大學停止對其經費補助。本館對這一段人事變動本身不予展開評述——研究所獨立涉及的行政與經費細節，與本文聚焦的「錢穆-李卓敏理念分歧」是相鄰但不同的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 富爾敦改制與書院自治 中的相關記述。

錢穆的辭職，標誌着創校初期「文化理想派」與「現代規制派」之間張力的一次具體爆發。據史料，這一去留與日後 1976 年富爾敦改制中新亞書院的強烈反對——以錢穆、唐君毅、李祖法、沈亦珍、吳俊升、徐季良、劉漢棟、任國榮、郭正達等九位校董集體辭職抗議（詳見 fulton-reform-and-college-autonomy.md）——一脈相承：新亞對中央集權的戒惕，與其創院學人對「書院文化主體性」的堅守，有着深層的精神連續性。換言之，1965 年錢穆個人的「辭」，與 1976 年新亞羣體的「辭」，是同一種堅持在十一年間的兩次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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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歷史評價：分歧背後的雙重遺產

錢穆與李卓敏的分歧，不應被簡化為「誰對誰錯」。從歷史長線看，兩人各自留下了重要遺產：

錢穆的遺產：他為中大注入了「以中國文化為本」的精神基因。這一基因，體現在新亞精神、書院制的人文傳統、中國文化研究所與文物館（見 05-campus/art-museum-and-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md）、乃至新亞校園「合一亭」對其「天人合一」哲思的空間化致敬（見 15-campus-lore/ju-ming-gate-and-pavilion-of-harmony.md）等諸多方面，至今仍是中大區別於其他香港高校的文化標識。

李卓敏的遺產：他作為首任校長，在十餘年任內為中大奠定了現代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制度骨架——學科建制、行政規制、國際聯繫，以及 1964 年訂立的校訓「博文約禮」與首次頒授學位等奠基性舉措。據 英文維基百科^※，任內中大學生人數從不足 1,400 人增至逾 6,000 人，並建立起經濟學、工商管理等學科建制；他亦是伯克利加大工商管理學教授出身，主持編纂粵語拼音字典（「李氏拼音」），1981 年在西方與中國內地同步發行。沒有這套現代規制，中大難以成長為今日的世界級大學。

中大日後「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自我定位，某種意義上正是錢穆的「文化理想」與李卓敏的「現代規制」這兩股力量長期張力與融合的產物。創校初期那場理念之爭，因此不是一段「內耗」的插曲，而是中大身份認同最早的一次自我塑造。李卓敏 1978 年卸任後，歷任校長——馬臨、高錕、李國章、金耀基、劉遵義、沈祖堯、段崇智——各自延續或調整這條「文化 vs 現代/國際」的張力線，詳見 歷任校長治校角力時間線。

這條「文化主體 vs 現代規制」的張力長線，與本館反覆書寫的「中文使命 vs 國際化」「書院自治 vs 中央集權」屬同一精神譜系——它們共同回答着那個貫穿中大半世紀的根本問題：一所「中文大學」，究竟應該如何安放「中國」與「現代/國際」這兩個詞？

一點必要的剋制：錢穆與李卓敏的分歧，在坊間不乏戲劇化的演繹（如渲染為「意氣之爭」或「派系傾軋」）。本館據官方史料與可靠二手來源，只記述「理念分歧 + 聯席會議投票挫敗 + 1965 年辭職（含舍退休金之記述）」這一可溯源的史實骨架，並以歸屬句式並置兩人的辦學觀，不替任何一方的詮釋背書，也不揣測當事人的私人動機。兩位創校先賢均已作古，對其分歧的評斷，宜留給史家依據更完整的一手檔案去做，而非由本館裁定。這也是本館處理「先賢之間分歧」一類敏感校史題材時的一貫態度：記其事、並其説、不誅心。

相關閲讀：新亞書院深度檔案（含桂林街草創艱苦）、富爾敦改制與書院自治、教學語言與國際化論爭、合一亭與「天人合一」、歷任校長治校角力時間線、大學校董會改組風波（2023）、創校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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