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會重組之爭：2023 年《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2023)

⚠️ 本文屬野史模塊（13 校政與改制），整理有多方獨立來源支撐的校政爭議，逐條掛源，爭議以歸屬句式多方並置、不裁定立場。涉具體在世個人一律以「姓+先生」或職銜指代、不點名；委員會/條例/機構等專有名詞據來源據實記載。本文聚焦校董會(Council)重組的制度與爭議，不延伸至 2019 年政治事件敍事（相關外部來源見 18 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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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何為「校董會」與為何要改

校董會(Council)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最高管治機構，負責大學的整體管治、財務監督與重大人事任命（治理架構總覽見 00-overview/governance.md、vice-chancellors-governance-timeline-1964-2024.md）。2020 年代，圍繞中大校董會的規模與組成，出現了一輪重大的制度修訂動議。

據 立法會文件(LegCo Brief)^※，《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草案》擬修訂《條例》及《規程》，以修訂校長(Vice-Chancellor)、常務副校長(Provost)、司庫(Treasurer)及校董會正副主席的委任方式，並重組校董會。

# 1.1 源頭：一個擱置近七年的 2016 年方案

這場重組並非 2023 年憑空出現的議案。據綜合公開資料，中大校董會規模與組成的檢討建議最早可追溯至 2016 年（下稱「2016 年方案」）——彼時校董會內部已有聲音認為，55 席的規模在香港八大院校中明顯偏大，運作效率受質疑。這份方案在校內擱置數年未有定論。2022 年 12 月 12 日，一份工作稿重新提交校董會諮詢；校董會隨後成立「檢討校董會規模及組成專責小組」(Taskforce for the Review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UHK Council)重新審視方案，2023 年 4 月專責小組報告認為 2016 年方案「仍然適用」(remain fit for purpose)，同年 4 月 17 日校董會通過相關報告——這是修訂議案重新啓動的校內程序起點。

港大早在約 20 年前已完成類似的校董會改組，中大此次改組被部分評論形容為「慢了二十年」。兩校改組路徑不同：港大的改組源於校方內部主導，中大此次則是由身兼校董的立法會議員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並最終交由立法機關三讀表決——這一程序差異，本身也是後續爭議的焦點之一（詳見 §4）。

據綜合公開資料，中大歷史上其實先後兩次試圖自行完成校董會改組：2009 年曾成立專責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擬訂方案，未能成事；2016 年方案（即上述專責小組重新審視的版本）延續了 2009 年方案的架構思路，但同樣在校內擱置多年、未能推進至立法階段——直到 2022 年底由立法會議員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接手，才真正走完立法程序。這段「兩次自我改組均告失敗、第三次靠外力完成」的經歷，本身也是反對方質疑「為何非要繞過大學自主程序」的背景之一。

# 1.2 建制派的「效率論」：一份立法會文章的論據

修訂獲推動的背後，亦有建制陣營基於治理效率的公開論述。據 香港中華總商會「Voice in Legco」專欄文章^※（作者為立法會議員廖長江先生），該文提出三點支持改組的論據：

• 據該文，2002 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已建議資助大學的校董會應由校外成員佔多數，但中大 55 席校董會中逾半數（28 席）由受薪教職人員出任，長期未與該建議看齊；
• 該文指出中大校董會曾長期未有召開會議，認為這削弱了機構應對突發事宜的能力；
• 該文並援引校徽更換事件中暴露的管理程序缺陷，作為管治問責不足的例證。

這份文章代表的是修訂支持方的效率論述——即以「校外成員應占多數」的資助院校治理慣例、議事頻率與個案管理瑕疵，論證改組的必要性；具體史實是否成立、個案細節如何，本館不做獨立核實，僅記錄該方作為公開論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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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訂內容：議席大幅縮減，議事規則同步收緊

據 香港自由新聞(HKFP)報道^※及綜合公開資料，修訂的核心是校董會議席的大幅縮減與結構調整:

除議席數量外，修訂亦涉及多項議事規則與組成細節的同步調整：

• 取消「校董會委任終身校董」職位及教務會代表議席；
• 削減書院與學院代表的議席數目;
• 新增由選舉產生的教職員、本科生及研究生代表議席；
• 新設門檻：校長、常務副校長及各副校長的委任，須經不少於校董會全體成員四分之三通過；相關人選的任期與續任安排，亦須經同一比例的全體校董通過。

值得留意的是，立法會議員議席維持 3 席不變——據來源，此前曾有意見建議削減議員議席數目，但最終方案未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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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法進程：從議員私人草案到三讀通過

據 HKFP^※、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道^※及綜合公開資料：

• 修訂動議由三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聯名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據來源，三人分別為張宇人議員（自由黨）、鄧家彪議員及劉國勳議員（民建聯）；
• 2023 年 6 月，《2023 年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草案》正式刊憲、提交立法會；
• 據 RTHK 報道^※，張宇人議員於 7 月就草案公開辯護，強調重組旨在改善校董會的管治效能；
• 2023 年 11 月 1 日，立法會三讀通過《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2023》；
• 據來源，《修訂條例》於 2023 年 11 月 10 日刊憲後生效；校董會主席蔡永忠先生(John Chai)其後負責統籌向新架構的過渡工作。

以「議員私人草案」而非「校方提案」的形式完成改組，是中大此次重組區別於港大等院校的關鍵程序特徵——這一程序本身，構成了反對方質疑「大學自主」的核心論據之一（詳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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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爭議：逾千人聯署與各方立場

修訂過程引發顯著爭議。據 HKFP 關於聯署的報道^※，逾 1,500 人聯署反對修訂，組織者稱其威脅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

時任中大校董楊先生(Kelvin Yeung)亦公開表態，警告修訂將「損害大學的自主與學術自由」(undermine the university's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另一名校董江女士(Doreen Kong)則呼籲避免把議題政治化，稱應「珍視下一代，專注培育學生」(we need to cherish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focus on nurturing students)——這番表態，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校董會內部對「是否應公開論戰此事」本身的分歧。

支持一方的論述同樣公開可考。據 HKFP 報道^※，提案人之一鄧家彪議員稱中大「是培育愛國情懷的重要搖籃」(a very important cradle for nurturing love for our country)；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女士(Priscilla Leung)則強調修訂旨在改善「管治、問責與透明度」(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值得留意的是，反對聲音並非鐵板一塊，其中還有第三種立場——不滿立法會議員方案、但也不主張維持 55 席現狀，而是主張回到大學自身的改革路徑。據 南華早報(SCMP)報道^※，中大校友楊煜明、林維雄及翁樹培發起聯署，逾 877 人簽署支持一份「校董會改革雙贏方案」——這是以大學校內專責小組建議為基礎的修訂版本，與議員方案的主要分別在於：議員方案傾向由校外委任人士主導校董會，而這份反建議保留更多與專責小組報告一致的制衡設計。發起方指三名議員的方案「忽視了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的意見」；聯署者中包括中大校友、時任副校長及企業界人士。

這份「877 人反建議聯署」與前述「逾 1,500 人反對聯署」性質不同：後者是原則性反對整個改組方向，前者則是有條件的替代方案——反映校友與教職員羣體內部，對「是否改、怎麼改」本身亦未有單一共識。

校外學界亦有評論介入這場爭議。據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道^※，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 先生形容此次改組標誌着「任何形式的權力制衡的終結，代之以徹底的外部、政治化控制」(the end of any form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ead complete external, political control)，並將其形容為香港多所大學正經歷的更廣泛「去勢」(neutering)進程的一部分。該報道同時指出，科大校董會（27 人）中僅有 1 席由教職員選舉產生、1 席學生代表，其餘 25 席均由行政長官直接或間接任命或關連——以此作為中大此次改組後管治結構走向的參照對比。

多方立場並置：

據反對方稱（綜合 HKFP 報道、聯署組織者及楊先生、江女士等校董表態）：修訂可能「損害大學的自主與學術自由」；並主張此類改動應由大學內部提出、而非由立法機關主導——程序正當性是反對方的核心關切之一。

據支持/推動方稱（據立法會文件所述修訂目的及張宇人、鄧家彪、梁美芬等議員表態）：重組旨在優化校董會的規模與運作效率、釐清主要人事的委任方式、強化問責與透明度，以改善大學管治。

據校外學界評論（以 Carsten Holz 教授為代表）：此類改組反映香港高等院校治理結構正普遍走向「外部化、政治化」，是更廣泛趨勢的一環——這一評論本身亦屬一方觀點，非本館裁定。

據大學校董會立場（據 CUHK 官方聲明^※）：大學將此次重組定性為「完善大學管治的重要一步」(an important step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s governance)；鄧家彪議員亦公開表示，改組不會削弱院校自主。

至今，各方對此次重組的評價仍見分歧——支持者視之為提升管治效率的必要改革，批評者視之為對大學自主與校友/內部參與的削弱，校外學界部分意見則將其置於香港高校治理變遷的更大脈絡中評論。本館只記錄事實與各方歸屬，不作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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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歷史脈絡：第三場「以《條例》為戰場」的角力

把這次重組置於中大校政史的長線中看，它是第三場圍繞《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重大角力:

1. 第一場(1976)：富爾敦改制——修訂《條例》，把書院自治權上移至大學中央，爭的是「聯邦制 vs 單一制」；
2. 第二場(2004–2011)：教學語言與國際化論爭——圍繞《條例》中文規定與教務會自主權，經三級法院終審定讞，爭的是「中文使命 vs 國際化自主」；
3. 第三場(2023)：本次校董會重組——修訂《條例》調整最高管治機構的規模與組成，爭的是「管治效率 vs 大學自主與多元參與」。

三場角力，戰場都是同一部《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焦點都是「大學應如何被治理、由誰治理」。這條貫穿半個世紀的長線説明：在中大，治理結構從來不是中性的技術問題，而是反覆被爭奪的價值場域。本館將三場角力分篇記述，正為呈現這條「以《條例》為戰場」的校政史長線。

校長與治校角力的完整時間線見 vice-chancellors-governance-timeline-1964-2024.md；治理架構的中性事實見 00-overview/governance.md；創校初期聯邦制的更早源流另見 錢穆與新亞創校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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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後續：2026 年的新一輪修例動議

據公開報道，2026 年 5 月，中大校方再度提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建議，展開諮詢，內容涉及新增罷免大學主管（校長、副校長等）的理由、調高個別人事任命門檻、調整書院領導架構、以校友顧問委員會取代評議會等安排。這是 2023 年校董會重組完成後，圍繞同一部《條例》出現的最新一輪治理議題；據報道，校方目標是在2026/27 立法年度將修訂提交立法會審議。具體內容與立法進程屬進行中事項，以官方最終公告為準；現任領導層按本館規則以職銜指代，不具名。

# 6.1 建議內容一覽

據 on.cc 東網報道^※及綜合公開資料，2026 年建議的主要條款包括：

# 6.2 反對意見與校方回應

據 香港01報道^※，網上評論對建議提出三點質疑：

1. 書院自治進一步收窄：批評建議令「書院完全置於校董會下」，書院制「名存實亡」——與本文 §5 所述 1976 年富爾敦改制以來「集權 vs 自治」的長線張力一脈相承；
2. 高層制衡弱化：指校方高層將「完全受制於校董會的校外人士」，與 2023 年改組後校外席位佔三分之二的結構形成疊加效應；
3. 校友身份被削弱：批評以校友顧問委員會取代評議會等同「視校友如無物」，明文規範校名使用亦被指「剝奪中大人身份」。

據同一報道，校方回應稱：罷免理由的細化旨在「提升制度的穩健性與公信力」而非削弱保障；書院「獨特身分與教育理念亦不會因修例而改變」；校名使用規範「在本港其他大學早已存在」，與限制身份認同無關；校友仍可透過其他渠道參與校政。另據 有線寬頻(i-CABLE)報道^※，鄧家彪議員（2023 年三名提案議員之一）就校友顧問委員會一事表態，稱改動「不影響校友參與渠道」。

值得留意的是，2023 年校董會重組的核心提案人之一在 2026 年新一輪修例中再度公開表態支持，顯示這場「以《條例》為戰場」的治理角力，人物脈絡與 2023 年一役有直接延續性，並非各自孤立的事件。

把 2023 年的校董會重組與 2026 年的新修例動議並置看，可以看到一個延續的模式：校董會規模與組成的調整(2023)完成後，管治議題並未就此終結，而是延伸到「誰有權罷免大學主管」「校友如何參與校政」「書院如何向校董會負責」等更細部的制度設計——這部《條例》作為中大治理權力的根本戰場，至今仍在被持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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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較視野：與港大、科大校董會組成的對照

把中大 2023 年改組後的校董會結構放到香港資助院校的橫向座標中看，三所院校呈現出不同的組成模式（下表據 香港大學校董會官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道^※及本文 §2 綜合整理）：

三校對照可見兩點：其一，中大 2023 年改組後的校外佔比（約 68%）與港大（約 64%）相近，均落在「校外過半」的資助院校治理慣例區間內，高於改組前中大近乎 1:1 的舊比例；其二，科大的校外委任來源高度集中於行政長官一人或其關連機構，教職員與學生的直選席位僅各 1 席——這也是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道引述Carsten Holz 教授將中大此次改組類比科大模式、憂慮其走向「外部化、政治化」的具體參照系（詳見 §4）。港大改組源於校方內部主導的《Fit for Purpose Report》，無需經立法會審議；中大與科大則均涉及行政長官委任或立法程序介入，這一制度設計差異，也是中大此次改組「循議員私人草案、交立法會表決」的路徑何以引發「大學自主」爭議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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