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合作社创业史：2001年装修契机与九位失业妇女的二十万本金

一间原本打算招连锁便利店的铺位，最后开出一家没有老板的合作社；九位「师奶」用半年凑了二十万，把范克廉楼地库一角，变成香港第一间设在大学校园里的职工合作社。

一句话定位： 2001年，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由九位失业妇女筹资二十万港元创办，是香港首间设于大学校园的合作社，也是首间经渔护署注册的职工合作社。

# 2000年校方装修范克廉楼，原本打算开什么店？

2000年，中大校方启动范克廉楼地库的装修工程，预留出一个空置铺位，原本打算邀请连锁式经营者进驻开设便利店^※。范克廉楼（Benjamin Franklin Centre）是中大本部学生活动中心所在的建筑，兼具饭堂枢纽的功能，其铺位去留一直牵动全校师生的日常（建筑功能详见《山城的饭堂体系》一文）。若照最初设想，这个游泳池旁的角落，今天大概率会是一间连锁便利店。

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编年纪事，学生会同学一方面想在校园内推动对弱势社群处境的讨论——当时校园氛围偏重于讨论六四等政治大议题，缺乏基层劳工议题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想在校园里实践合作社这种「工人集体管理、免除剥削」的经营方式^※。这个念头放到今天听来平常，放在2000年前后却相当超前——据中大学生报英文版的合作社编年史，当年领汇（The Link REIT）尚未在港交所上市，星巴克也还没有进驻中大校园，「不要连锁店、要合作社」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语境里堪称激进^※。

一间装修中的铺位、一群想做点不一样事情的学生、一个尚未被验证过的构想——这就是故事的起点。便利店与合作社，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校园经济想象：一种是连锁资本直接进场，另一种是把铺位交给一群从未做过生意的失业女工，让她们自己说了算。

# 学生会怎样说服校方，把「扶助弱势群体」写进招标条件？

有想法，不等于能落地——铺位怎么分配，最终仍要经过招标。据中大学生报英文版编年史，负责这次招标的机构是大学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Staff-Student Centres Management Committee），中大基层关注组的同学透过中大学生会向委员会游说，提议为社区团体设置优先招标条款，委员会其后通过了这项建议^※。

游说的具体成果，是在标书里加了一条从前没有的门槛。据中大学生报的记述，学生会代表联络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组织一群失业妇女草拟招标计划书；经过学生会与时任委员会主席陈健民教授一番斡旋，委员会最终在标书中加入「履行大学社会责任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招标条件^※。陈健民当时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大学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一身份可核验于维基百科的消歧义记录；本篇仅据其在这场校政流程中的角色转述，不涉其后其他公共事务。

一条招标条件的措辞，看似技术性，实则是这家店能否诞生的分水岭：如果标书仍以「价低者得」为唯一标准，一群没有营商经验、没有本金积累的失业妇女，几乎不可能在竞价中胜过连锁经营者。招标条件本身的倾斜，才是这家店得以诞生的关键前提——这一逻辑后来在2006、2009年两次续约中反复重演（详见《判头·外判与垄断争议》一文对续约博弈的制度分析），但那已是后话，本篇聚焦的，是这条件第一次被写进标书的那一刻。

# 中标的为什么不是女工会，而是半路杀出的一个机构？

招标条件订立后，故事出现了一个几乎被后来的叙述略过的转折——第一次中标的，其实不是女工会。

据中大学生报的记述，这个铺位本来由「工业伤亡权益会」中标，但该会因担心蚀本，最终放弃承办；铺位其后由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补上，女工同心合作社才得以诞生^※。工业伤亡权益会是一个长年为工伤者、职业病患及工业意外遗属提供支援的注册团体，与后来经营小卖店的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并非同一组织；把标书要求的「扶助弱势」条款兑现成一间实体店铺，中间还隔着这一层临阵退出与补位。

工业伤亡权益会本身，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据中文维基百科条目，该会由一群香港的工伤者、职业病患及工业意外遗属所组成，是1981年12月正式成立的政府注册非牟利慈善团体，长年提供工伤援助热线与紧急意外支援服务，每年跟进个案数以千计^※。它与后来经营小卖店的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性质相近（同属基层劳工权益团体），却在承办范克廉楼铺位这件事上，走了不同的路——一个因预判餐饮生意会蚀本而止步，一个把它经营成了后来延续二十余年的招牌。

这段情节在另一份来源里表述略有不同：据中大学生报英文版编年史，首轮中标者其后于暑假期间退出，次选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接手，并与校方签下一份五年合约^※；而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自己的官方页面则称，小卖店业务自2001年11月起与学校签约，年期为三年^※。首份合约究竟是三年还是五年，两处来源各执一词，本篇均据实转录、并置呈现，不作裁定（可信度：多方来源不一）。

多方来源并置：首轮中标单位的身份，仅见于中大学生报中文版一处来源点名为「工业伤亡权益会」；学生报英文版编年史与基层关注组的纪事均只述「原中标者退出，女工会补上」，未点名具体机构。本篇据中文版转录，标注为单一来源。

无论细节如何，结果是一致的：一个原本志在扶弱、却对餐饮生意信心不足的机构让出了机会，一群连店铺经验都没有的失业女工，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为什么能接得住这个烂摊子？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简称女工会）不是一时兴起才决定组织这批失业妇女开店的。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职工合作社在香港其实早于1990年代已开始发展——当时香港正值产业转型，大量制造业工厂撤资北移，大批技术工人被减工甚至裁掉，边缘劳工（失业、就业不足和在职贫穷的劳工）在1996至99三年间急增近二十万人^※。这批劳动者对香港经济贡献良多，却常被政府部门以「无技术」标签，失业彷佛全是个人能力不足所致。同一份纪事记录，与此同时，草根互助社、劳资关系协进会等民间组织开始组织打字合作社，希望在协助基层劳工维持生计的同时，与他们共同争权、发扬民间自主互助^※。

换句话说，2001年这场招标，接住的不只是范克廉楼一个铺位，而是承接了此前十年香港基层劳工自发组织合作社的一条脉络。据中大基层关注组另一处记述，女工会之前已有组织「影印合作社」的经验，中标后再招募更多因经济转型而失业的妇女参加工作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协会能在工业伤亡权益会临阵退出后，迅速补位：它不是从零学习「怎么办合作社」，而是把已有的组织经验，第一次搬进大学校园这个新场域。

# 九位失业妇女的二十万本金，是怎么凑出来的？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九位创社成员，并非从一开始就锁定为九人。据中文维基百科「合作社（香港）」条目，起初有十多名妇女有意加入，后来得知合作社工作要自负盈亏后，部分人退出，最终由九位妇女筹得二十万资金，以「女工同心合作社」之名于中大开业^※。香港01的报道也给出同样的数字，最终由九位当年仍是中年的妇女，筹务二十万资金^※。

这九位妇女并非空手起步。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招募了很多因经济转型而失业的妇女；协会此前已有组织「影印合作社」的经验，中标后招募更多因经济转型失业的妇女参加工作坊^※——换言之，「合作社」这种没有老板、共同决策的经营模式，对她们而言并非全然陌生的实验，而是一次规模更大的复刻。

筹款过程谈不上顺利。据同一份纪事，她们和帮忙的中大同学都没经验，要在几个月内翻箱倒柜筹集物资，又四出寻找免息贷款，期间更有两三人因太辛苦而退出；几经辛苦，终于凑够二十万起始资金，于2001年11月5日正式开业^※。中大学生报英文版编年史补充了这笔钱的性质：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与学生一起展开筹款，靠捐款与免息贷款凑够二十万启动资金，社员购买股份、在忐忑中筹备三个月后正式开业^※。二十万，不是一笔谁批出来的拨款，而是几个月里东拼西凑、边退出边坚持攒出来的本金。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香港社会另有一个「二十万」的数字，容易与本文混淆：据基层关注组的纪事，1996至99三年间，香港边缘劳工（失业、就业不足和在职贫穷的劳工）急增近二十万人^※。这是彼时香港产业转型的宏观背景数字，与女工同心合作社的二十万港元创社本金，是两组毫不相干的数字——前者是失业人数，后者是资金金额，本篇特此厘清，以免混同。

# 表：女工同心合作社创办基本档案

# 开业头几年，「合作社」和普通小卖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拿到铺位、凑够本金，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据中大学生报英文版编年史，想加入女工同心合作社，须先参加涵盖合作社知识、食品制作、店铺经营与语言训练的一系列工作坊，并须通过实习期与考核，才能成为正式社员^※。这不是一份写完申请表就能上岗的工作。同一份来源记载了一项少见的规则：社员可随时自由退出，退出时能取回自己当初购买的股金；若一年内归队，仍会被重新接纳为社员^※。没有辞退，只有自愿离开与自愿归队——这与「判头制」下老板说了算的雇佣关系，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两回事。

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转载的一篇田野记述，想加入的人须先参加工作坊，每一届约十几人参与培训，但多数中途离开；开姐所在一届十几人中，最终只有她一人留了下来，历年累计参与培训者已达上百人^※。这组数字说明一件事：女工同心合作社从创社起，就不是靠「招够人就开店」的临时拼凑，而是一套持续在筛选、也持续在流失人手的机制。

早期的议事节奏同样值得记录。据同一篇记述，小卖店刚开始营运时，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家一起决定，一开始每星期开一次会，慢慢变成一个月两次，最后稳定为一个月一次，因为一切都上了轨道^※——从每周一会到每月一会，本身就是一间新店从磨合走向稳定的时间刻度。据同一学术转载研究，合作社共有8名社员，采取轮值编班制度，每人轮流编更、每人编一个星期，确保每位社员赚取相近薪资^※；一年12个月中，约5个月赚钱、7个月亏损，主因寒暑假（尤其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导致校园人流锐减^※。亏损季由全体社员共同分担营业时间的缩减，而非裁员——这也是「共同决策」在最现实的财务压力下的体现。

「合作社」这个店名本身，就是创社时一次刻意的选择。据中大学生报2012年迎新特刊的一篇记述，这间小店没有老板，每位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关系平等，没有老板与员工之分，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大至决定人工、分工、工作时间，小至处理店内琐碎杂务，样样都要有商有量^※。同一篇记述记录了一个具体的早期案例：有女工姐姐一开始就表明因为家庭问题，所以不排夜更，而大家都会尊重她的意愿；虽然不排夜更，但她答应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返工^※。没有老板一声令下排班表，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协商、一个各让一步的结果——这正是这块招牌选了「合作社」而不是「小卖店」作为正式名称的原因。

工资是另一处能看出「合作社」与普通判头小卖部分野的地方。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法定最低工资实施前，合作社已主动将社员时薪加至民间劳工组织建议的33元，高于当时基层工种（如快餐店店员、清洁工）普遍的21至25元^※；加薪一年后，合作社并无「摺埋」，被视为「合理提升员工待遇有益无害」的证明^※。工资是老板发的，还是社员自己商定的——这九个字的区别，正是「合作社」这个字眼要撑起的全部意义。

# 谁是这几位女工？她们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创社成员惠姐，是留在这家店最久的人之一。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转载的田野记述，惠姐2001年就加入小卖店，此前在制衣厂工作了二十余年，工厂将她无补偿辞退，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她接触到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同一份记述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空间细节：小卖部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前是学生的休息室^※——今天同学买卤水鸡髀、格仔饼排队的角落，二十多年前曾经是另一个用途完全不同的地方。

后加入的社员，各自带着不同的失业故事。据同一记述，英姐2004年加入小卖店，此前在饮食行业工作，2003年沙士疫情期间原本工作的店铺结业，她一度长达一年找不到工作^※；开姐2006年加入，此前在酒楼工作十余年，因确诊乳癌须辞去工作，手术后仍需化疗、体能下降，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工作^※；清姐2002年加入，此前是家庭主妇，因丈夫的服装档口生意转差而开始找工作^※。这几段经历放在一起，勾勒出这家店的社员共同的入口：不是主动选择创业，而是被工厂结业、疾病或经济转型推到了这个路口，然后在这里找到了一份不需要看老板脸色的工作。

这种转变不只是「换一份工」，也悄悄改变了她们看世界的方式。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社员惠仪曾这样描述加入合作社前后的落差——「以前做制衣，只系死做烂做，理鬼佢出面发生咩事。但喺合作社，起码你唔愿意开声都会坐喺度听吓人哋讲嘢，一啲时事呀，政治嘢都学到少少」^※。这句话本身，正好呼应了本篇开头那条招标条件——学生会当初想在校园引入的，不只是一间店，还有一种让「师奶」有机会坐下来听、说、参与的空间。

据同一记述，清姐这样形容留下来的理由：「自主管理、自己话事，又可以照顾学生，是最大的原因」^※。这是一句原话，也是理解这家店为何能撑过二十年的一把钥匙——比起工资高低，「自己话事」这四个字，对一群曾经在工厂流水线上按老板意志工作的女性而言，分量并不轻。

学生的角色，从创社之初就不只是顾客。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记述，中大校巴过去只运营到晚上11点，社员下班常赶不上末班车，只能大半夜走路下山；一群学生知道此事后，向学校申请增加了3趟校巴班次^※。校巴时刻表的调整，看似与「创业史」无关，却恰恰说明这家店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商业单元，而是嵌进了整个中大学生社群的日常互助网络里。

# 特更制度是怎么从一个体贴的临时安排，变成延续二十多年的传统？

女工与学生的互助，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更」。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校方要求营业至晚上11:30甚至凌晨1:30，但夜间11点后已无夜车接送女工回家，于是自开业起，凌晨时段便一直由基层关注组学生义工自愿顶更^※。这项安排在后来的续约中被进一步制度化——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转载的记述，2013年小卖店与中大校方续约时，校方在合约中要求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半，中大一批关心基层劳工的学生因此提出担当特更，在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半期间无偿为女工姐姐看店；截至2024年，特更制度已持续11年，特更学生现时更获发与女工相同的时薪^※。

从「学生自发帮手」到「获发同等时薪的正式安排」，特更制度的这段演变，本身就是女工同心合作社如何把「合作」二字从口号落实为具体分工的一个缩影——学生不是旁观的消费者，而是被纳入了运营本身。

#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经验，为什么在其他院校没能复制成功？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成功并非孤例的起点——它启发了其他院校尝试类似的合作社实验，但结果参差。据中大基层关注组的纪事，女工同心合作社的经验，曾启发岭南大学小卖部、城市大学「城舍」小卖店等院校合作社实验；2009年，女工会协助组织的港大果汁店合作社开业，但港大学生会认为店内只能纯粹作商业营运，不能招募同学关注基层，故女工会最终无限期搁置该业务^※。

港大果汁店的搁置，恰好点出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能撑下来的一个隐藏条件：它从创社第一天起，就不只是一门生意，而是与中大基层关注组这个学生组织深度绑定——招标条件是学生争取来的，筹备期的物资与贷款有学生帮忙张罗，深夜的特更有学生顶班，校巴班次的调整也源于学生的反映。如果只把「合作社」当成一种商业牌照去复制，而抽掉这层学生组织的持续参与，这个模式就很难在别的校园里独立存活——这也是本篇仅聚焦创业阶段、而把后续四度招标续约的制度博弈留给《判头·外判与垄断争议》一文的原因：创业故事讲的是「怎么生出来」，续约博弈讲的是「怎么活下去」，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 二十多年后，这家由九位失业妇女撑起的店还在吗？

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2024年7月30日转载、潘毅所撰的一篇田野记述，截至2024年7月，小卖店仍在营运，当年正面临五年一次的续约，社员对能否续约成功心里并没有底，原本想要招募新成员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同一记述还提到一个不常被单独提及的数字：小卖店曾一次性捐出18万港元，支持香港其他合作社的发展，这笔钱来自多年累积的公益基金^※——一间靠捐款和免息贷款凑出二十万本金起家的小店，二十多年后，反过来成了资助别家合作社的一方。

从2000年装修腾出的一个便利店选址，到2001年九位失业妇女凑出的二十万本金，再到2024年这笔18万元的对外捐助——女工同心合作社的创业史，起点是一群「师奶」没有退路的求生，落点却变成了一套延续二十余年、仍在自我造血的经济实践。它后续经历的四次招标险胜（详见《判头·外判与垄断争议》），以及中大学生组织架构本身的变迁（参见《学生组织兴衰通史》一文对中大学生会半世纪脉络的梳理），是另一层需要单独讲述的故事；但创业本身这半年——从装修图纸到开业前三个月的忐忑筹备——已经足够说明，一间校园小店的诞生，从来不只是「拿到牌照」那么简单。

# 延伸阅读

• 判头·外判与垄断争议：一家女工小店的十八年续约战
• 山城的饭堂体系：书院、判头与全宿共膳
• 饭堂文化与轶事：柠檬批、千人宴与女工的糯米糍
• 学生组织兴衰通史(1969–2026)·学生会·书院学生会·学生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