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合作社創業史：2001年裝修契機與九位失業婦女的二十萬本金

一間原本打算招連鎖便利店的鋪位，最後開出一家沒有老闆的合作社；九位「師奶」用半年湊了二十萬，把範克廉樓地庫一角，變成香港第一間設在大學校園裏的職工合作社。

一句話定位： 2001年，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由九位失業婦女籌資二十萬港元創辦，是香港首間設於大學校園的合作社，也是首間經漁護署註冊的職工合作社。

# 2000年校方裝修範克廉樓，原本打算開什麼店？

2000年，中大校方啓動範克廉樓地庫的裝修工程，預留出一個空置鋪位，原本打算邀請連鎖式經營者進駐開設便利店^※。範克廉樓（Benjamin Franklin Centre）是中大本部學生活動中心所在的建築，兼具飯堂樞紐的功能，其鋪位去留一直牽動全校師生的日常（建築功能詳見《山城的飯堂體系》一文）。若照最初設想，這個游泳池旁的角落，今天大概率會是一間連鎖便利店。

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編年紀事，學生會同學一方面想在校園內推動對弱勢社羣處境的討論——當時校園氛圍偏重於討論六四等政治大議題，缺乏基層勞工議題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想在校園裏實踐合作社這種「工人集體管理、免除剝削」的經營方式^※。這個念頭放到今天聽來平常，放在2000年前後卻相當超前——據中大學生報英文版的合作社編年史，當年領匯（The Link REIT）尚未在港交所上市，星巴克也還沒有進駐中大校園，「不要連鎖店、要合作社」這種想法，在當時的語境裏堪稱激進^※。

一間裝修中的鋪位、一羣想做點不一樣事情的學生、一個尚未被驗證過的構想——這就是故事的起點。便利店與合作社，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校園經濟想像：一種是連鎖資本直接進場，另一種是把鋪位交給一羣從未做過生意的失業女工，讓她們自己説了算。

# 學生會怎樣説服校方，把「扶助弱勢羣體」寫進招標條件？

有想法，不等於能落地——鋪位怎麼分配，最終仍要經過招標。據中大學生報英文版編年史，負責這次招標的機構是大學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Staff-Student Centres Management Committee），中大基層關注組的同學透過中大學生會向委員會遊説，提議為社區團體設置優先招標條款，委員會其後通過了這項建議^※。

遊説的具體成果，是在標書里加了一條從前沒有的門檻。據中大學生報的記述，學生會代表聯絡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組織一羣失業婦女草擬招標計劃書；經過學生會與時任委員會主席陳健民教授一番斡旋，委員會最終在標書中加入「履行大學社會責任及扶助弱勢羣體」作為招標條件^※。陳健民當時是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大學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這一身份可核驗於維基百科的消歧義記錄；本篇僅據其在這場校政流程中的角色轉述，不涉其後其他公共事務。

一條招標條件的措辭，看似技術性，實則是這家店能否誕生的分水嶺：如果標書仍以「價低者得」為唯一標準，一羣沒有營商經驗、沒有本金積累的失業婦女，幾乎不可能在競價中勝過連鎖經營者。招標條件本身的傾斜，才是這家店得以誕生的關鍵前提——這一邏輯後來在2006、2009年兩次續約中反覆重演（詳見《判頭·外判與壟斷爭議》一文對續約博弈的制度分析），但那已是後話，本篇聚焦的，是這條件第一次被寫進標書的那一刻。

# 中標的為什麼不是女工會，而是半路殺出的一個機構？

招標條件訂立後，故事出現了一個幾乎被後來的敍述略過的轉折——第一次中標的，其實不是女工會。

據中大學生報的記述，這個鋪位本來由「工業傷亡權益會」中標，但該會因擔心蝕本，最終放棄承辦；鋪位其後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補上，女工同心合作社才得以誕生^※。工業傷亡權益會是一個長年為工傷者、職業病患及工業意外遺屬提供支援的註冊團體，與後來經營小賣店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並非同一組織；把標書要求的「扶助弱勢」條款兑現成一間實體店鋪，中間還隔着這一層臨陣退出與補位。

工業傷亡權益會本身，也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據中文維基百科條目，該會由一羣香港的工傷者、職業病患及工業意外遺屬所組成，是1981年12月正式成立的政府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長年提供工傷援助熱線與緊急意外支援服務，每年跟進個案數以千計^※。它與後來經營小賣店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性質相近（同屬基層勞工權益團體），卻在承辦範克廉樓鋪位這件事上，走了不同的路——一個因預判餐飲生意會蝕本而止步，一個把它經營成了後來延續二十餘年的招牌。

這段情節在另一份來源裏表述略有不同：據中大學生報英文版編年史，首輪中標者其後於暑假期間退出，次選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接手，並與校方簽下一份五年合約^※；而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自己的官方頁面則稱，小賣店業務自2001年11月起與學校簽約，年期為三年^※。首份合約究竟是三年還是五年，兩處來源各執一詞，本篇均據實轉錄、並置呈現，不作裁定（可信度：多方來源不一）。

多方來源並置：首輪中標單位的身份，僅見於中大學生報中文版一處來源點名為「工業傷亡權益會」；學生報英文版編年史與基層關注組的紀事均只述「原中標者退出，女工會補上」，未點名具體機構。本篇據中文版轉錄，標註為單一來源。

無論細節如何，結果是一致的：一個原本志在扶弱、卻對餐飲生意信心不足的機構讓出了機會，一羣連店鋪經驗都沒有的失業女工，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

#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什麼能接得住這個爛攤子？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簡稱女工會）不是一時興起才決定組織這批失業婦女開店的。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職工合作社在香港其實早於1990年代已開始發展——當時香港正值產業轉型，大量製造業工廠撤資北移，大批技術工人被減工甚至裁掉，邊緣勞工（失業、就業不足和在職貧窮的勞工）在1996至99三年間急增近二十萬人^※。這批勞動者對香港經濟貢獻良多，卻常被政府部門以「無技術」標籤，失業彷佛全是個人能力不足所致。同一份紀事記錄，與此同時，草根互助社、勞資關係協進會等民間組織開始組織打字合作社，希望在協助基層勞工維持生計的同時，與他們共同爭權、發揚民間自主互助^※。

換句話説，2001年這場招標，接住的不只是範克廉樓一個鋪位，而是承接了此前十年香港基層勞工自發組織合作社的一條脈絡。據中大基層關注組另一處記述，女工會之前已有組織「影印合作社」的經驗，中標後再招募更多因經濟轉型而失業的婦女參加工作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協會能在工業傷亡權益會臨陣退出後，迅速補位：它不是從零學習「怎麼辦合作社」，而是把已有的組織經驗，第一次搬進大學校園這個新場域。

# 九位失業婦女的二十萬本金，是怎麼湊出來的？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九位創社成員，並非從一開始就鎖定為九人。據中文維基百科「合作社（香港）」條目，起初有十多名婦女有意加入，後來得知合作社工作要自負盈虧後，部分人退出，最終由九位婦女籌得二十萬資金，以「女工同心合作社」之名於中大開業^※。香港01的報道也給出同樣的數字，最終由九位當年仍是中年的婦女，籌務二十萬資金^※。

這九位婦女並非空手起步。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招募了很多因經濟轉型而失業的婦女；協會此前已有組織「影印合作社」的經驗，中標後招募更多因經濟轉型失業的婦女參加工作坊^※——換言之，「合作社」這種沒有老闆、共同決策的經營模式，對她們而言並非全然陌生的實驗，而是一次規模更大的復刻。

籌款過程談不上順利。據同一份紀事，她們和幫忙的中大同學都沒經驗，要在幾個月內翻箱倒櫃籌集物資，又四出尋找免息貸款，期間更有兩三人因太辛苦而退出；幾經辛苦，終於湊夠二十萬起始資金，於2001年11月5日正式開業^※。中大學生報英文版編年史補充了這筆錢的性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與學生一起展開籌款，靠捐款與免息貸款湊夠二十萬啓動資金，社員購買股份、在忐忑中籌備三個月後正式開業^※。二十萬，不是一筆誰批出來的撥款，而是幾個月裏東拼西湊、邊退出邊堅持攢出來的本金。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期香港社會另有一個「二十萬」的數字，容易與本文混淆：據基層關注組的紀事，1996至99三年間，香港邊緣勞工（失業、就業不足和在職貧窮的勞工）急增近二十萬人^※。這是彼時香港產業轉型的宏觀背景數字，與女工同心合作社的二十萬港元創社本金，是兩組毫不相干的數字——前者是失業人數，後者是資金金額，本篇特此釐清，以免混同。

# 表：女工同心合作社創辦基本檔案

# 開業頭幾年，「合作社」和普通小賣部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拿到鋪位、湊夠本金，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據中大學生報英文版編年史，想加入女工同心合作社，須先參加涵蓋合作社知識、食品製作、店鋪經營與語言訓練的一系列工作坊，並須通過實習期與考核，才能成為正式社員^※。這不是一份寫完申請表就能上崗的工作。同一份來源記載了一項少見的規則：社員可隨時自由退出，退出時能取回自己當初購買的股金；若一年內歸隊，仍會被重新接納為社員^※。沒有辭退，只有自願離開與自願歸隊——這與「判頭制」下老闆説了算的僱傭關係，從制度設計上就是兩回事。

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轉載的一篇田野記述，想加入的人須先參加工作坊，每一屆約十幾人參與培訓，但多數中途離開；開姐所在一屆十幾人中，最終只有她一人留了下來，歷年累計參與培訓者已達上百人^※。這組數字説明一件事：女工同心合作社從創社起，就不是靠「招夠人就開店」的臨時拼湊，而是一套持續在篩選、也持續在流失人手的機制。

早期的議事節奏同樣值得記錄。據同一篇記述，小賣店剛開始營運時，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家一起決定，一開始每星期開一次會，慢慢變成一個月兩次，最後穩定為一個月一次，因為一切都上了軌道^※——從每週一會到每月一會，本身就是一間新店從磨合走向穩定的時間刻度。據同一學術轉載研究，合作社共有8名社員，採取輪值編班制度，每人輪流編更、每人編一個星期，確保每位社員賺取相近薪資^※；一年12個月中，約5個月賺錢、7個月虧損，主因寒暑假（尤其長達三個月的暑假）導致校園人流鋭減^※。虧損季由全體社員共同分擔營業時間的縮減，而非裁員——這也是「共同決策」在最現實的財務壓力下的體現。

「合作社」這個店名本身，就是創社時一次刻意的選擇。據中大學生報2012年迎新特刊的一篇記述，這間小店沒有老闆，每位合作社社員之間的關係平等，沒有老闆與員工之分，有同等的權利與義務；大至決定人工、分工、工作時間，小至處理店內瑣碎雜務，樣樣都要有商有量^※。同一篇記述記錄了一個具體的早期案例：有女工姐姐一開始就表明因為家庭問題，所以不排夜更，而大家都會尊重她的意願；雖然不排夜更，但她答應每天早上七點準時返工^※。沒有老闆一聲令下排班表，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協商、一個各讓一步的結果——這正是這塊招牌選了「合作社」而不是「小賣店」作為正式名稱的原因。

工資是另一處能看出「合作社」與普通判頭小賣部分野的地方。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合作社已主動將社員時薪加至民間勞工組織建議的33元，高於當時基層工種（如快餐店店員、清潔工）普遍的21至25元^※；加薪一年後，合作社並無「摺埋」，被視為「合理提升員工待遇有益無害」的證明^※。工資是老闆發的，還是社員自己商定的——這九個字的區別，正是「合作社」這個字眼要撐起的全部意義。

# 誰是這幾位女工？她們的故事説明了什麼？

創社成員惠姐，是留在這家店最久的人之一。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轉載的田野記述，惠姐2001年就加入小賣店，此前在製衣廠工作了二十餘年，工廠將她無補償辭退，在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她接觸到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同一份記述提到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空間細節：小賣部現在所在的位置，以前是學生的休息室^※——今天同學買滷水雞髀、格仔餅排隊的角落，二十多年前曾經是另一個用途完全不同的地方。

後加入的社員，各自帶着不同的失業故事。據同一記述，英姐2004年加入小賣店，此前在飲食行業工作，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原本工作的店鋪結業，她一度長達一年找不到工作^※；開姐2006年加入，此前在酒樓工作十餘年，因確診乳癌須辭去工作，手術後仍需化療、體能下降，一時也找不到合適工作^※；清姐2002年加入，此前是家庭主婦，因丈夫的服裝檔口生意轉差而開始找工作^※。這幾段經歷放在一起，勾勒出這家店的社員共同的入口：不是主動選擇創業，而是被工廠結業、疾病或經濟轉型推到了這個路口，然後在這裏找到了一份不需要看老闆臉色的工作。

這種轉變不只是「換一份工」，也悄悄改變了她們看世界的方式。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社員惠儀曾這樣描述加入合作社前後的落差——「以前做製衣，只系死做爛做，理鬼佢出面發生咩事。但喺合作社，起碼你唔願意開聲都會坐喺度聽嚇人哋講嘢，一啲時事呀，政治嘢都學到少少」^※。這句話本身，正好呼應了本篇開頭那條招標條件——學生會當初想在校園引入的，不只是一間店，還有一種讓「師奶」有機會坐下來聽、説、參與的空間。

據同一記述，清姐這樣形容留下來的理由：「自主管理、自己話事，又可以照顧學生，是最大的原因」^※。這是一句原話，也是理解這家店為何能撐過二十年的一把鑰匙——比起工資高低，「自己話事」這四個字，對一羣曾經在工廠流水線上按老闆意志工作的女性而言，分量並不輕。

學生的角色，從創社之初就不只是顧客。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記述，中大校巴過去只運營到晚上11點，社員下班常趕不上末班車，只能大半夜走路下山；一羣學生知道此事後，向學校申請增加了3趟校巴班次^※。校巴時刻表的調整，看似與「創業史」無關，卻恰恰説明這家店從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商業單元，而是嵌進了整個中大學生社羣的日常互助網絡裏。

# 特更制度是怎麼從一個體貼的臨時安排，變成延續二十多年的傳統？

女工與學生的互助，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更」。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校方要求營業至晚上11:30甚至凌晨1:30，但夜間11點後已無夜車接送女工回家，於是自開業起，凌晨時段便一直由基層關注組學生義工自願頂更^※。這項安排在後來的續約中被進一步制度化——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轉載的記述，2013年小賣店與中大校方續約時，校方在合約中要求營業時間延長至凌晨1點半，中大一批關心基層勞工的學生因此提出擔當特更，在晚上11點至凌晨1點半期間無償為女工姐姐看店；截至2024年，特更制度已持續11年，特更學生現時更獲發與女工相同的時薪^※。

從「學生自發幫手」到「獲發同等時薪的正式安排」，特更制度的這段演變，本身就是女工同心合作社如何把「合作」二字從口號落實為具體分工的一個縮影——學生不是旁觀的消費者，而是被納入了運營本身。

#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經驗，為什麼在其他院校沒能複製成功？

女工同心合作社的成功並非孤例的起點——它啓發了其他院校嘗試類似的合作社實驗，但結果參差。據中大基層關注組的紀事，女工同心合作社的經驗，曾啓發嶺南大學小賣部、城市大學「城舍」小賣店等院校合作社實驗；2009年，女工會協助組織的港大果汁店合作社開業，但港大學生會認為店內只能純粹作商業營運，不能招募同學關注基層，故女工會最終無限期擱置該業務^※。

港大果汁店的擱置，恰好點出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能撐下來的一個隱藏條件：它從創社第一天起，就不只是一門生意，而是與中大基層關注組這個學生組織深度綁定——招標條件是學生爭取來的，籌備期的物資與貸款有學生幫忙張羅，深夜的特更有學生頂班，校巴班次的調整也源於學生的反映。如果只把「合作社」當成一種商業牌照去複製，而抽掉這層學生組織的持續參與，這個模式就很難在別的校園裏獨立存活——這也是本篇僅聚焦創業階段、而把後續四度招標續約的制度博弈留給《判頭·外判與壟斷爭議》一文的原因：創業故事講的是「怎麼生出來」，續約博弈講的是「怎麼活下去」，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 二十多年後，這家由九位失業婦女撐起的店還在嗎？

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2024年7月30日轉載、潘毅所撰的一篇田野記述，截至2024年7月，小賣店仍在營運，當年正面臨五年一次的續約，社員對能否續約成功心裏並沒有底，原本想要招募新成員的計劃也只能暫時擱置^※。同一記述還提到一個不常被單獨提及的數字：小賣店曾一次性捐出18萬港元，支持香港其他合作社的發展，這筆錢來自多年累積的公益基金^※——一間靠捐款和免息貸款湊出二十萬本金起家的小店，二十多年後，反過來成了資助別家合作社的一方。

從2000年裝修騰出的一個便利店選址，到2001年九位失業婦女湊出的二十萬本金，再到2024年這筆18萬元的對外捐助——女工同心合作社的創業史，起點是一羣「師奶」沒有退路的求生，落點卻變成了一套延續二十餘年、仍在自我造血的經濟實踐。它後續經歷的四次招標險勝（詳見《判頭·外判與壟斷爭議》），以及中大學生組織架構本身的變遷（參見《學生組織興衰通史》一文對中大學生會半世紀脈絡的梳理），是另一層需要單獨講述的故事；但創業本身這半年——從裝修圖紙到開業前三個月的忐忑籌備——已經足夠説明，一間校園小店的誕生，從來不只是「拿到牌照」那麼簡單。

# 延伸閲讀

• 判頭·外判與壟斷爭議：一家女工小店的十八年續約戰
• 山城的飯堂體系：書院、判頭與全宿共膳
• 飯堂文化與軼事：檸檬批、千人宴與女工的糯米餈
• 學生組織興衰通史(1969–2026)·學生會·書院學生會·學生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