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社會參與史：中文運動、新亞社會服務團與「無止橋」

中大學生「關心社會」的傳統，可以一直上溯到創校之初。本篇以中性、事實為本的角度，挑出三個各方分歧較小、已成歷史定論的條目：一場讓中文在 1974 年取得法定語文地位的運動、一支 1969 年由經濟系學生創立、深入漁村鋪路辦學的書院社會服務團，與一個把建築系圖紙變成內地村口便橋、兩度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大獎的義建計劃。三者一爭權益、一紮根本地基層、一務內地建設，恰好勾勒出學生社會參與的三副面孔。

體例説明：為保持客觀，本文只收錄中性、低爭議的社會參與；涉及高度政治敏感、各方説法爭議較大的近十餘年學運與校園政治事件，本館按體例改以多方並置或純外部鏈接目錄處理，見學運 / 校政 / 校園野史專題(13/14/15)，本文不作敍事、不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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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文運動：讓中文成為法定語文(1968–1974)

1960 年代末，香港社會推動將佔人口絕大多數者最常用的中文確立為法定語文，中大學生身在其中。這是一段已成歷史定論、各方分歧較小的社會運動，可作中性史實記述。

中大的角色相當靠前。1968 年，中大崇基學院舉行的中文研討會，被視為中文運動的開端之一；其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聯會」在中大成立，由中大崇基學院學生擔任主席^※。這並非偶然——中大於 1963 年創校，是香港首所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其學生在此運動中較為活躍。

運動的推進與成果有清晰的時間線：香港教育界及大專學生自 1970 年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香港政府於 1971 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至 1974 年，政府修訂《法定語文條例》，確立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定地位^※，被視為中文運動的重要成果。這場運動是 1970 年代香港由學界推動的重要社會運動之一^※，與同期保釣等運動一同構成後世所稱的學生社會參與高峯。

運動的具體組織與人物，同樣有據可查。據 維基百科條目，「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聯會」由中大崇基學院學生林鴻籌擔任主席，聯會由多個團體組成，負責統籌請願與聯署行動^※。爭取的成效在數字上留下痕跡：黃夢花醫生於 1971 年發起聯署，共收集三十三萬個簽名送到英國唐寧街，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是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民意展示；隨後 鍾士元於 1972 年成為首名在香港立法局會議上使用中文發言的議員^※，象徵中文正式打入香港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程序，為 1974 年的立法定案鋪路。三十三萬簽名與立法局首用中文發言，是這場運動留下的兩項最具體的可核事實。

運動並非中大一校獨力推動，而是與全港學界聯合陣線合流。據 百度百科「中文運動」條目^※，1970 年 9 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宣佈成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行動委員會」，並聯同「香港各界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作委員會」及中大發起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聯會」組成聯合陣線，三個團體分工合作、共同向政府施壓。這説明中大學生雖在運動開端（1968 年崇基研討會）扮演先行者角色，但運動的推進最終依靠跨校、跨界別的聯合行動，並非單一院校可以獨力促成。

中文運動是中大學生「關心社會」傳統的早期代表，其成果（中文取得法定語文地位）長期被兩岸三地論者中性看待，爭議較小，故收入本篇。中文運動的縱深梳理，另見 14-student-movements；這場運動所催生的學生組織形態，與其後數十年中大學生組織架構的演變一脈相承，詳見 學生組織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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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亞學生社會服務團：從漁村鋪路到義校辦學（1969 年起）

如果説中文運動是中大學生「向外」爭取語文權益的代表，那「新亞書院學生社會服務團」便是「向下」紮根本地基層的代表——這是一個歷史最久、記錄較完整的中大書院學生社會服務組織。這種取向與新亞書院自身的創校性格不無關係：據 維基百科「新亞書院」條目^※，新亞書院前身「亞洲文商學院」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南來學者於 1949 年在香港創立，初期校舍僅為九龍桂林街租來的兩層樓共四間教室，條件極為艱苦，學生亦多為大陸南來的流亡青年——一所誕生於收容流亡青年、以人文理想辦學起家的書院，二十年後由其學生自發組織社會服務團、走入漁村與義校，某種意義上是創校精神的自然延續。

它由一名經濟系學生發起。據 新亞書院官方歷史檔案^※，社會服務團於 1969 年由經濟系學生甘偉培（Edward Kam Wai-pui，1971 年畢業）創立，核心宗旨是透過社區援助與社會參與，在新亞學生中培養社會意識。

服務團成立後很快投入實務：1970 年，服務團接手九龍城一所因行政困難而停辦兩年的義學，免費為基層學生提供教育，並組織補習班與籌款活動^※——辦學，是這個學生組織最初的落腳點。

1974 年的鰂魚涌/坑口漁村工作營，是服務團留下最完整記錄的一次行動。據該檔案，工作營的場地是西貢坑口"魚村"(Fisherman Village)，隊員的主要任務是為村內主幹道鋪設一條長達 700 呎的行人路——此前這段路從未鋪設，雨天泥濘難行，對村民構成實際不便^※。這次親手鋪路的經歷，讓隊員得以更切身地理解漁民的生活處境，把社會理想落實為具體勞動。

工作營並非只有勞動。據該檔案，營內也設有才藝表演、遊戲，以及參觀船灣淡水湖(High Island Reservoir)等環節；隊員合編的「營簿」收錄了中英文歌曲，記錄下服務與聯誼並重的營隊氣氛^※。

從九龍城義校到坑口漁村鋪路，新亞學生社會服務團展示了 1970 年代中大學生社會參與的另一種路徑——不靠請願與聯署，而是以親手勞動介入基層生活。這種「做中學」的服務取向，與同期火紅年代裏更具政治色彩的「認中關社」思潮（詳見〈火紅年代的路線之爭〉）形成對照，提醒讀者：1970 年代中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本就不是單一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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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無止橋：從中大走向內地鄉村的便橋

學生社會參與不限於爭取權益的運動，也包括長期、低爭議的社會服務。其中最具代表性、並直接源自中大的項目，是「無止橋」。

它的起點，是一則真實的悲劇。據 西安交通大學官方報道^※，甘肅毛寺村人口約 1,500 人，被蒲河橫跨分隔，村民與外界的往來長期只靠一條以泥躉、禾草和樹幹堆砌而成的簡陋獨木橋維繫；一個雨天，河水暴漲，一名當地兒童在「上學還是回家」的兩難間被急流奪去性命，孩童滑倒摔傷更幾乎是村民生活的日常。據該報道，2002 年，西安交通大學與中大合作考察後，中大建築學系吳恩融教授發起建橋計劃，2005 年 7 月，首座「無止橋」在毛寺村竣工——這座橋，正是為了不再讓上學路奪走孩子的性命。在鍾逸傑爵士支持下，吳恩融教授與一眾有心人將該計劃命名為「良橋助學夢成真」(A Bridge Too Far)^※。計劃成功後逐步發展，無止橋慈善基金於 2007 年在香港正式成立，旨在推動香港和內地大學生親身為內地偏遠貧困地區設計和修建便橋、改善村民生活，並建立兩地學生與村民之間的「心橋」^※。

運作上，無止橋鼓勵兩地大學生運用環保理念，義務為內地偏遠農村設計和修建便橋及村莊設施；覆蓋範圍則相當可觀——據公開報道，無止橋成立以來已有逾三千名香港和內地青年學生成為志願者，所修建的網箱橋、夯土民房及一系列民生改善工作，惠及甘肅、陝西、雲南、四川、安徽等地村民^※。

這套「低技術、高科學」的鄉建理念，為吳恩融教授團隊帶來國際建築界的認可。據 科學網報道^※，吳恩融教授團隊先後兩度獲得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年獎：其一是「良橋助學夢成真」（無止橋）建橋計劃，於 2006 年度獲頒 RIBA 年獎國際獎項；其二是甘肅黃土高原毛寺村的「毛寺生態實驗小學」項目——該校舍自 2002 年起興建，利用天然光照、自然通風，並採用土坯、毛石等當地建材，旨在為鄉村孩子營造舒適愉悦的學習環境，於 2009 年同樣獲頒 RIBA 年獎^※。據該報道，這兩個項目「是一九六六年 RIBA 創辦以來，所有得獎作品中成本最低的兩個」——以最少的造價服務最基層的村民，恰是吳恩融團隊一貫的設計理念。

這所小學的具體設計，正是「低技術、高科學」理念的樣本。據 百度百科「毛寺生態實驗小學」條目^※，改建前，該村約 200 名學生只能在窯洞或簡陋的單層土房裏上課；新校舍將十間教室分為五個單元，佈置在兩個不同標高的台地上，讓每間教室都能獲得儘可能多的日照與夏季自然通風，造型則取自當地傳統木結構坡屋頂民居，既繼承其抗震性能，也便於村民自行施工；教室北側嵌入台地以減少冬季熱損失，配合寬厚土坯牆、加絕熱層的傳統屋面與雙層玻璃，使室內氣温保持相對穩定，做到「冬暖夏涼」。新教室的直接造價（含材料、人工與設備）只有每平方米 422 港幣——這個數字，具體量化了「以最少造價服務最基層村民」在設計上究竟意味着什麼。

# 規模有多大：從「5 年 24 橋」到「近 60 個項目」

無止橋的規模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年份持續擴大，兩份相隔數年的報道恰好構成一條可比對的時間線。據中新網 2013 年報道，無止橋在過去 5 年間已在貴州、雲南、廣西、湖南、重慶等 6 個省份建成 24 座橋樑^※；到 2020 年，據新浪新聞報道，無止橋自成立以來已組織超過 25 個大學團隊，完成近 60 個項目，包括 52 座便橋、3 個村莊建設示範及 3 個村民活動中心，以及一系列民生設施改善工作^※。兩組數字對照可見，無止橋的項目版圖已從建橋本身，延伸至村莊整體建設與活動中心等更長週期的鄉建工程。

個體志願者的參與軌跡，也讓「無止橋」這個抽象項目名多了具體的人。據該報道，香港市民李德偉自 2009 年起參與無止橋項目，11 年間參與修建近 20 座橋^※——一人一手參與項目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無止橋長期志願者羣體的縮影。規模最大的單一案例，是甘肅馬岔村的村民活動中心：110 多位來自內地、香港和海外的學生義工，與近 40 位村民歷經五年時間，共同建成一座建築面積達 648 平方米的村民活動中心^※——五年工期、648 平方米，説明無止橋的部分項目早已超出「暑期義務建一座便橋」的規模，演變為長期陪伴式的鄉村建設。

# 發起人吳恩融：從「無止橋」到「一專一村」

無止橋的構想並非憑空而來，它是發起人吳恩融教授長期投身鄉村建築實踐的一個階段性成果。據 維基百科「吳恩融」條目^※，吳恩融於劍橋大學取得建築學博士學位，1999 年起任教中大建築系，現為姚連生建築學教授；他 2005 年發起建橋計劃，在甘肅建成首座「無止橋」，2007 年創立無止橋慈善基金並出任創會主席至 2013 年。除無止橋外，吳恩融團隊還在 2006 年推行「瑤學行」項目，為廣西貧困山區少數民族興建校舍；2014 年籌組「一專一村」計劃，將無止橋「學生 + 專業 + 鄉村」的模式複製到更廣泛的鄉建領域；其中「一專一村」旗下的光明村災後重建項目，於 2017 年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建築節(WAF)上獲得最高榮譽「世界建築大獎」。吳恩融本人也因此兩度獲頒 RIBA 年獎（2006、2009）、兩度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2009、2011），並於 2010 年獲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人道年獎」。這條從無止橋延伸出的項目譜系説明，中大學生的鄉建參與並非一次性的義舉，而是嵌入了一套持續二十年、不斷複製擴大的鄉村建設方法論。

無止橋讓中大及其他院校學生把專業訓練（建築、工程、環保設計）用於鄉村建設，是「讀書 + 服務」結合的代表性案例；兩度斬獲 RIBA 年獎，也説明這種植根內地基層的鄉建實踐，同樣能獲得國際專業建築界的認可，體現了中大學生社會參與中長期、建設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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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參與的組織載體

中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多以學生組織為載體，也有大學層面統籌的制度化計劃：

• 學生會與書院學生會：歷史上曾就教育、語文、社會服務等公共議題表達意見、組織活動，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詳見 學生組織架構。
• 書院社會服務團體：如新亞學生社會服務團一類的書院屬會，歷史可追溯數十年，以本地基層服務（義學、工作營）為核心活動；書院制本身的住宿與共膳傳統，另見 住宿、舍堂文化與書院傳統。
• 專業 + 服務結合：如無止橋（建築 / 工程）、各類社區服務計劃，把學科訓練與社會服務結合。
• 大學層面的制度化平台：據 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2011 年 9 月的公佈^※，大學於 2011 年推出「博羣計劃」(I・CARE Programme)，口號為「Aspiration through reflection; Renewal through civility」，統籌的項目分為幾大類：服務計劃與學生自發的行動研究、非政府機構(NGO)實習、社會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博羣大講堂及論壇，以及學生精神健康支援。據 博羣官方「認識博羣」頁^※，計劃以「博思明志，羣育新民」為規訓，自 2016-17 學年起由「博羣全人發展中心」(I・CARE Centre for Whole-person Development)統籌，常設項目包括博羣踐行者計劃、精益扶貧項目、非牟利團體實習計劃、社會企業起動計劃、社會服務計劃與博羣大講堂。其中 非牟利團體實習計劃^※挑選香港、內地及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為合作機構，為中大同學提供為期約兩個月的實習——本地組參加者體會社區工作中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互動，內地及台灣組則在深入社區工作之外，兼及體驗當地風土人情。無止橋一類由學生自發或半自發的鄉建項目，亦可透過此類計劃申請資助與培訓支持。

三個代表性案例雖然年代、領域各異，但都以中大師生為發起主體，可並列比較：

比較三個層次的組織載體，可以看出中大學生社會參與的一個結構性特徵：從學生自發（新亞服務團、無止橋的最初發起）到半自發的書院屬會，再到大學層面的制度化平台（博羣計劃），呈現出一條自下而上、逐步被納入建制支持體系的路徑——學生的社會關懷先由個別師生與組織者身體力行地做出來，學校再以資助、培訓與行政專責部門的形式，把這條路徑固定為可持續的制度。

三者的地理半徑也隨年代擴大：中文運動的訴求對象是香港本地的立法程序；新亞服務團的漁村鋪路發生在西貢坑口本地一隅；無止橋則把服務半徑推進到甘肅、陝西、雲南、四川、安徽等內地多省的偏遠鄉村，累計吸引逾三千名香港與內地學生志願者參與——從本地議題、本地基層服務，到跨境鄉村建設，構成了中大學生社會參與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一條地理軌跡。

本文僅就中性、低爭議的社會參與作事實陳述；對於涉及高度政治敏感、各方爭議較大的運動與事件，本館按體例改以多方並置或純鏈接目錄處理，不在本篇展開敍事，以維持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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