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社会参与史：中文运动、新亚社会服务团与「无止桥」

中大学生「关心社会」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创校之初。本篇以中性、事实为本的角度，挑出三个各方分歧较小、已成历史定论的条目：一场让中文在 1974 年取得法定语文地位的运动、一支 1969 年由经济系学生创立、深入渔村铺路办学的书院社会服务团，与一个把建筑系图纸变成内地村口便桥、两度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大奖的义建计划。三者一争权益、一扎根本地基层、一务内地建设，恰好勾勒出学生社会参与的三副面孔。

体例说明：为保持客观，本文只收录中性、低争议的社会参与；涉及高度政治敏感、各方说法争议较大的近十余年学运与校园政治事件，本馆按体例改以多方并置或纯外部链接目录处理，见学运 / 校政 / 校园野史专题(13/14/15)，本文不作叙事、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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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文运动：让中文成为法定语文(1968–1974)

1960 年代末，香港社会推动将占人口绝大多数者最常用的中文确立为法定语文，中大学生身在其中。这是一段已成历史定论、各方分歧较小的社会运动，可作中性史实记述。

中大的角色相当靠前。1968 年，中大崇基学院举行的中文研讨会，被视为中文运动的开端之一；其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联会」在中大成立，由中大崇基学院学生担任主席^※。这并非偶然——中大于 1963 年创校，是香港首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其学生在此运动中较为活跃。

运动的推进与成果有清晰的时间线：香港教育界及大专学生自 1970 年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香港政府于 1971 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至 1974 年，政府修订《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定地位^※，被视为中文运动的重要成果。这场运动是 1970 年代香港由学界推动的重要社会运动之一^※，与同期保钓等运动一同构成后世所称的学生社会参与高峰。

运动的具体组织与人物，同样有据可查。据 维基百科条目，「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联会」由中大崇基学院学生林鸿筹担任主席，联会由多个团体组成，负责统筹请愿与联署行动^※。争取的成效在数字上留下痕迹：黄梦花医生于 1971 年发起联署，共收集三十三万个签名送到英国唐宁街，要求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是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展示；随后 钟士元于 1972 年成为首名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使用中文发言的议员^※，象征中文正式打入香港最高立法机关的议事程序，为 1974 年的立法定案铺路。三十三万签名与立法局首用中文发言，是这场运动留下的两项最具体的可核事实。

运动并非中大一校独力推动，而是与全港学界联合阵线合流。据 百度百科「中文运动」条目^※，1970 年 9 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宣布成立「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行动委员会」，并联同「香港各界促进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工作委员会」及中大发起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联会」组成联合阵线，三个团体分工合作、共同向政府施压。这说明中大学生虽在运动开端（1968 年崇基研讨会）扮演先行者角色，但运动的推进最终依靠跨校、跨界别的联合行动，并非单一院校可以独力促成。

中文运动是中大学生「关心社会」传统的早期代表，其成果（中文取得法定语文地位）长期被两岸三地论者中性看待，争议较小，故收入本篇。中文运动的纵深梳理，另见 14-student-movements；这场运动所催生的学生组织形态，与其后数十年中大学生组织架构的演变一脉相承，详见 学生组织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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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亚学生社会服务团：从渔村铺路到义校办学（1969 年起）

如果说中文运动是中大学生「向外」争取语文权益的代表，那「新亚书院学生社会服务团」便是「向下」扎根本地基层的代表——这是一个历史最久、记录较完整的中大书院学生社会服务组织。这种取向与新亚书院自身的创校性格不无关系：据 维基百科「新亚书院」条目^※，新亚书院前身「亚洲文商学院」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南来学者于 1949 年在香港创立，初期校舍仅为九龙桂林街租来的两层楼共四间教室，条件极为艰苦，学生亦多为大陆南来的流亡青年——一所诞生于收容流亡青年、以人文理想办学起家的书院，二十年后由其学生自发组织社会服务团、走入渔村与义校，某种意义上是创校精神的自然延续。

它由一名经济系学生发起。据 新亚书院官方历史档案^※，社会服务团于 1969 年由经济系学生甘伟培（Edward Kam Wai-pui，1971 年毕业）创立，核心宗旨是透过社区援助与社会参与，在新亚学生中培养社会意识。

服务团成立后很快投入实务：1970 年，服务团接手九龙城一所因行政困难而停办两年的义学，免费为基层学生提供教育，并组织补习班与筹款活动^※——办学，是这个学生组织最初的落脚点。

1974 年的鲗鱼涌/坑口渔村工作营，是服务团留下最完整记录的一次行动。据该档案，工作营的场地是西贡坑口"鱼村"(Fisherman Village)，队员的主要任务是为村内主干道铺设一条长达 700 呎的行人路——此前这段路从未铺设，雨天泥泞难行，对村民构成实际不便^※。这次亲手铺路的经历，让队员得以更切身地理解渔民的生活处境，把社会理想落实为具体劳动。

工作营并非只有劳动。据该档案，营内也设有才艺表演、游戏，以及参观船湾淡水湖(High Island Reservoir)等环节；队员合编的「营簿」收录了中英文歌曲，记录下服务与联谊并重的营队气氛^※。

从九龙城义校到坑口渔村铺路，新亚学生社会服务团展示了 1970 年代中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另一种路径——不靠请愿与联署，而是以亲手劳动介入基层生活。这种「做中学」的服务取向，与同期火红年代里更具政治色彩的「认中关社」思潮（详见〈火红年代的路线之争〉）形成对照，提醒读者：1970 年代中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本就不是单一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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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止桥：从中大走向内地乡村的便桥

学生社会参与不限于争取权益的运动，也包括长期、低争议的社会服务。其中最具代表性、并直接源自中大的项目，是「无止桥」。

它的起点，是一则真实的悲剧。据 西安交通大学官方报道^※，甘肃毛寺村人口约 1,500 人，被蒲河横跨分隔，村民与外界的往来长期只靠一条以泥趸、禾草和树干堆砌而成的简陋独木桥维系；一个雨天，河水暴涨，一名当地儿童在「上学还是回家」的两难间被急流夺去性命，孩童滑倒摔伤更几乎是村民生活的日常。据该报道，2002 年，西安交通大学与中大合作考察后，中大建筑学系吴恩融教授发起建桥计划，2005 年 7 月，首座「无止桥」在毛寺村竣工——这座桥，正是为了不再让上学路夺走孩子的性命。在钟逸杰爵士支持下，吴恩融教授与一众有心人将该计划命名为「良桥助学梦成真」(A Bridge Too Far)^※。计划成功后逐步发展，无止桥慈善基金于 2007 年在香港正式成立，旨在推动香港和内地大学生亲身为内地偏远贫困地区设计和修建便桥、改善村民生活，并建立两地学生与村民之间的「心桥」^※。

运作上，无止桥鼓励两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内地偏远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及村庄设施；覆盖范围则相当可观——据公开报道，无止桥成立以来已有逾三千名香港和内地青年学生成为志愿者，所修建的网箱桥、夯土民房及一系列民生改善工作，惠及甘肃、陕西、云南、四川、安徽等地村民^※。

这套「低技术、高科学」的乡建理念，为吴恩融教授团队带来国际建筑界的认可。据 科学网报道^※，吴恩融教授团队先后两度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年奖：其一是「良桥助学梦成真」（无止桥）建桥计划，于 2006 年度获颁 RIBA 年奖国际奖项；其二是甘肃黄土高原毛寺村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项目——该校舍自 2002 年起兴建，利用天然光照、自然通风，并采用土坯、毛石等当地建材，旨在为乡村孩子营造舒适愉悦的学习环境，于 2009 年同样获颁 RIBA 年奖^※。据该报道，这两个项目「是一九六六年 RIBA 创办以来，所有得奖作品中成本最低的两个」——以最少的造价服务最基层的村民，恰是吴恩融团队一贯的设计理念。

这所小学的具体设计，正是「低技术、高科学」理念的样本。据 百度百科「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条目^※，改建前，该村约 200 名学生只能在窑洞或简陋的单层土房里上课；新校舍将十间教室分为五个单元，布置在两个不同标高的台地上，让每间教室都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日照与夏季自然通风，造型则取自当地传统木结构坡屋顶民居，既继承其抗震性能，也便于村民自行施工；教室北侧嵌入台地以减少冬季热损失，配合宽厚土坯墙、加绝热层的传统屋面与双层玻璃，使室内气温保持相对稳定，做到「冬暖夏凉」。新教室的直接造价（含材料、人工与设备）只有每平方米 422 港币——这个数字，具体量化了「以最少造价服务最基层村民」在设计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 规模有多大：从「5 年 24 桥」到「近 60 个项目」

无止桥的规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年份持续扩大，两份相隔数年的报道恰好构成一条可比对的时间线。据中新网 2013 年报道，无止桥在过去 5 年间已在贵州、云南、广西、湖南、重庆等 6 个省份建成 24 座桥梁^※；到 2020 年，据新浪新闻报道，无止桥自成立以来已组织超过 25 个大学团队，完成近 60 个项目，包括 52 座便桥、3 个村庄建设示范及 3 个村民活动中心，以及一系列民生设施改善工作^※。两组数字对照可见，无止桥的项目版图已从建桥本身，延伸至村庄整体建设与活动中心等更长周期的乡建工程。

个体志愿者的参与轨迹，也让「无止桥」这个抽象项目名多了具体的人。据该报道，香港市民李德伟自 2009 年起参与无止桥项目，11 年间参与修建近 20 座桥^※——一人一手参与项目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无止桥长期志愿者群体的缩影。规模最大的单一案例，是甘肃马岔村的村民活动中心：110 多位来自内地、香港和海外的学生义工，与近 40 位村民历经五年时间，共同建成一座建筑面积达 648 平方米的村民活动中心^※——五年工期、648 平方米，说明无止桥的部分项目早已超出「暑期义务建一座便桥」的规模，演变为长期陪伴式的乡村建设。

# 发起人吴恩融：从「无止桥」到「一专一村」

无止桥的构想并非凭空而来，它是发起人吴恩融教授长期投身乡村建筑实践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据 维基百科「吴恩融」条目^※，吴恩融于剑桥大学取得建筑学博士学位，1999 年起任教中大建筑系，现为姚连生建筑学教授；他 2005 年发起建桥计划，在甘肃建成首座「无止桥」，2007 年创立无止桥慈善基金并出任创会主席至 2013 年。除无止桥外，吴恩融团队还在 2006 年推行「瑶学行」项目，为广西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兴建校舍；2014 年筹组「一专一村」计划，将无止桥「学生 + 专业 + 乡村」的模式复制到更广泛的乡建领域；其中「一专一村」旗下的光明村灾后重建项目，于 2017 年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建筑节(WAF)上获得最高荣誉「世界建筑大奖」。吴恩融本人也因此两度获颁 RIBA 年奖（2006、2009）、两度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2009、2011），并于 2010 年获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人道年奖」。这条从无止桥延伸出的项目谱系说明，中大学生的乡建参与并非一次性的义举，而是嵌入了一套持续二十年、不断复制扩大的乡村建设方法论。

无止桥让中大及其他院校学生把专业训练（建筑、工程、环保设计）用于乡村建设，是「读书 + 服务」结合的代表性案例；两度斩获 RIBA 年奖，也说明这种植根内地基层的乡建实践，同样能获得国际专业建筑界的认可，体现了中大学生社会参与中长期、建设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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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会参与的组织载体

中大学生的社会参与，多以学生组织为载体，也有大学层面统筹的制度化计划：

• 学生会与书院学生会：历史上曾就教育、语文、社会服务等公共议题表达意见、组织活动，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详见 学生组织架构。
• 书院社会服务团体：如新亚学生社会服务团一类的书院属会，历史可追溯数十年，以本地基层服务（义学、工作营）为核心活动；书院制本身的住宿与共膳传统，另见 住宿、舍堂文化与书院传统。
• 专业 + 服务结合：如无止桥（建筑 / 工程）、各类社区服务计划，把学科训练与社会服务结合。
• 大学层面的制度化平台：据 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2011 年 9 月的公布^※，大学于 2011 年推出「博群计划」(I・CARE Programme)，口号为「Aspiration through reflection; Renewal through civility」，统筹的项目分为几大类：服务计划与学生自发的行动研究、非政府机构(NGO)实习、社会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博群大讲堂及论坛，以及学生精神健康支援。据 博群官方「认识博群」页^※，计划以「博思明志，群育新民」为规训，自 2016-17 学年起由「博群全人发展中心」(I・CARE Centre for Whole-person Development)统筹，常设项目包括博群践行者计划、精益扶贫项目、非牟利团体实习计划、社会企业起动计划、社会服务计划与博群大讲堂。其中 非牟利团体实习计划^※挑选香港、内地及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为合作机构，为中大同学提供为期约两个月的实习——本地组参加者体会社区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互动，内地及台湾组则在深入社区工作之外，兼及体验当地风土人情。无止桥一类由学生自发或半自发的乡建项目，亦可透过此类计划申请资助与培训支持。

三个代表性案例虽然年代、领域各异，但都以中大师生为发起主体，可并列比较：

比较三个层次的组织载体，可以看出中大学生社会参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从学生自发（新亚服务团、无止桥的最初发起）到半自发的书院属会，再到大学层面的制度化平台（博群计划），呈现出一条自下而上、逐步被纳入建制支持体系的路径——学生的社会关怀先由个别师生与组织者身体力行地做出来，学校再以资助、培训与行政专责部门的形式，把这条路径固定为可持续的制度。

三者的地理半径也随年代扩大：中文运动的诉求对象是香港本地的立法程序；新亚服务团的渔村铺路发生在西贡坑口本地一隅；无止桥则把服务半径推进到甘肃、陕西、云南、四川、安徽等内地多省的偏远乡村，累计吸引逾三千名香港与内地学生志愿者参与——从本地议题、本地基层服务，到跨境乡村建设，构成了中大学生社会参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条地理轨迹。

本文仅就中性、低争议的社会参与作事实陈述；对于涉及高度政治敏感、各方争议较大的运动与事件，本馆按体例改以多方并置或纯链接目录处理，不在本篇展开叙事，以维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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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红年代的路线之争 — 与新亚服务团同期、更具政治色彩的「认中关社」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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