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的路线之争：国粹派、社会派与「认中关社」（1970 年代）

⚠️ 本文属野史模块（14 学生运动史），整理有多方来源支撑的 1970 年代学运路线分化，以归属句式呈现各方立场、不裁定。本文聚焦历史上的派别路线之争，涉具体在世个人的历史学生时代经历，据公开维基百科等来源中性陈述、不作负面评价、不展开当代政治立场；已故人物据来源据实记名。不延伸至 2019 年及之后的政治事件（相关外部来源见 18 模块）。本文与 学生运动通史、中文运动深考 同属 1960–70 年代学运的不同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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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火红年代」：校园政治的沸腾期

1970 年代，香港各大学（含中大与港大）的政治气氛空前炽热，被称为学生运动的「火红年代」。据 维基百科「1970 年代香港学生运动」^※，这一时期的大专学生，依政治立场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

共同的左翼底色，不同的关注焦点：据来源，国粹派与社会派都受马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这是「火红年代」的时代底色。两派的根本分歧不在「左不左」，而在「把火力对准哪里」：国粹派朝向「认识/维护中国」，社会派朝向「改革香港社会」。

# 1.1 国粹派：以中大为大本营

据综合维基百科资料，国粹派被认为「以香港中文大学为大本营」——这与社会派「以香港大学现代思潮学会为核心」恰成对照，折射出 1970 年代两所大学在学运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国粹派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内地政治氛围影响，强调「认中关社」中的「认中」一面，着重中国政策，活动形式多偏向静态的国情宣传（读书会、考察团、刊物论述等）。据 中大学生报专文^※，国粹派活动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项，是组织学生「回国观光团」，「走中国的多个省份，提供机会让同学亲身感受祖国的状况」——这类实地考察团，是「认中」路线区别于纯书面论述的具体载体。

# 1.2 三派人物群像（历史学生时代经历，据来源中性记述）

据维基百科综合资料，三派在 1970 年代各自涌现出一批日后活跃于香港政治、新闻、商界与学术界的人物——这份名单本身，也是「火红年代」深刻塑造香港此后数十年公共生活的一个侧面证据：

• 国粹派：据来源，这一派系人物包括吴清辉先生（后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冯绍波先生（后任《香港经济日报》社长）、锺瑞明先生、陈文鸿先生、戴希立先生、杨耀忠先生、刘廼强先生、程翔先生等；已故的马力先生与陈毓祥先生亦常被列为这一脉络的代表人物。
• 社会派：据来源，这一派系人物包括黎则奋先生、杨森先生、张文光先生、王卓祺先生、曾澍基先生、张炳良先生、冯检基先生等，多人后来活跃于香港社会运动与本地政治。
• 自由派：相对前两派影响力较小，但据来源，陈咏智先生当时担任中大学生会会长，被归入这一脉络，是三派人物中与中大学生会职务直接相关、有据可查的一例。

上述人物的派系归属，均据各自维基百科条目或综合二手资料整理，记述的是其 1970 年代学生时代的历史经历，不代表、也不评论其后续公开生涯中的政治立场；本馆只作历史事实陈述，不作任何褒贬。

# 1.3 一个真实的代价：陈毓祥与保钓运动

国粹派与「认中」路线最终极的实践，莫过于保钓运动。据 维基百科「陈毓祥」条目^※，陈毓祥先生(1950–1996)持有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及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1971 年起担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保钓运动中学生组组长，是香港保钓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1991 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他被指曾在大学时代参加国粹派活动，该背景成为其选战中的争议话题之一。1996 年 9 月 26 日，他在率队以绳索系腰跳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时，因被绳索缠绕及遭船只碰撞昏迷，经抢救无效不治，终年 45 岁，成为香港保钓运动中牺牲的代表性人物。

陈毓祥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是「认中关社」从校园论述走向真实行动、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极端个案——也提醒读者：火红年代的路线之争从不只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辩论，而是真切影响了一整代参与者此后的人生轨迹。

# 1.4 港大对照：国粹派并非中大独有

国粹派虽据来源「以中大为大本营」，但同一时期的港大校园内亦有自己的国粹派脉络，可作为对照。据 维基百科「梁锦松」条目^※，梁锦松先生（1973 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毕业）「是港大学生会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积极参与保钓运动、中文运动」；来源并记述，他在学生时代参与「认中关社」活动、曾赴井冈山考察，并熟读《毛泽东选集》，将《矛盾论》《实践论》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后的管理实践。梁锦松先生后来出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是「国粹派」学生时代经历与其后公共生涯之间跨度较大、也最广为人知的一例——本文仅据来源记述其大学时代的路线归属，不评论其后续公职生涯的政治立场。

港大与中大的国粹派，虽同受「认中关社」思潮感召，据来源在组织形态上各自独立：中大一脉多依托书院与学生报的读书会网络，港大一脉则以港大学生会为阵地。两校国粹派学生日后的交集，集中体现在学联（HKFS）这一跨院校平台上。

# 1.5 新亚与联合书院的分野：1971 年「哭新亚」

国粹派与社会派的分化虽要到 1973 年才正式定名，但书院之间面对保钓运动的态度分歧，早在 1971 年已在中大内部显现。据 追光者 Pulse HK News 专栏（张灿辉）^※，1971 年 9 月，《新亚学生报》刊出一封题为《给新亚书院校长及各位师长》的公开信，署名「同学刘美美」——后人称之为《哭新亚》。据来源，信中记述：当年保钓示威中有学生被警方拘捕、殴打，连教会中人（如许成斌主教）亦公开发声支持，新亚书院校方却始终沉默；学生申请借用书院诚明堂举办保钓公开论坛，亦遭校方拒绝——而同样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的联合书院，却愿意把礼堂借出。刘美美女士在信中援引新亚创校人钱穆、唐君毅等人的训示及院歌歌词，质问书院何以未能实践「培养学生成为堂堂正正中国人、及尽责世界公民」的创校理想。

一脉相承的抗议文体：据同一来源，2005 年「哭中大事件」（详见 学生运动通史 七节）的《哭中大》公开信，与 1971 年的《哭新亚》在文体与诉诸创校理想的论证方式上一脉相承——相隔 34 年，中大校园内两次以「哭」为题、诉诸书院/大学创校精神的公开信传统，本身即是中大学生政治文化的一条隐线。本馆据来源记录这一文体承袭现象，不评论其后续任何当代政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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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裂的起点：1973 年「反贪污·捉葛柏」

两派之名的出现，与一桩具体事件相关。据 维基百科^※:

• 「国粹派」「社会派」之名，首次出现于 1973 年;
• 同年 8 月，学生发起「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组织公开论坛与游行，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前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
• 此事之后，学生就「反帝」等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对香港前途与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国粹派」与「社会派」的分化。

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据综合公开资料：1973 年，总警司葛柏被查出坐拥逾 430 万港元的可疑财富，律政司要求他在一星期内解释来源，否则将予拘捕——葛柏却在限期内潜逃返英，激起香港社会广泛愤慨。社运人士及学生由此发起「反贪污、捉葛柏」运动，要求成立独立的反贪污机构；据来源，逾 5 万名市民参与联署，1973 年 8 月 26 日有市民举行未经批准的自发集会，遭警方拘捕 21 人；其后 9 月 2 日及 9 月 16 日的两场集会再分别有 12 人及 26 人被捕，9 月 16 日数百名抗争者聚集于港督府外，高呼「贪污有罪、集会无罪」。大学生（含中大学生）亦参与并发起相关游行。港英政府其后于 1973 年 10 月宣布筹设独立机构，1974 年 2 月，廉政公署(ICAC)正式成立，即时接手葛柏案调查；葛柏于 1975 年 1 月被押解回港受审，终被判监 4 年。

「反贪污·捉葛柏」运动本身是一场针对殖民政府贪腐的本地抗争，后续更直接催生了香港延续至今的反贪体制（廉政公署），却也意外成为学运路线分化的催化剂——当学生进一步追问「我们的根本关注应是中国还是香港」时，原本统一的学运阵营便沿着这条裂缝分开了。这正是「火红年代」的吊诡之处：同一场运动，既留下了制度性的正面遗产，也埋下了路线分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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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认中关社」的张力

「火红年代」学运有一句标志性口号——「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这八个字本应并行，却恰恰浓缩了两派的张力：

「认中」（认识中国）：对应国粹派的重心——把认识与认同中国放在首位。据 维基百科^※，在「认识中国」的活动中，有力量强调以认识中国为主。

「关社」（关心社会）：对应社会派的重心——把改革香港本地社会、为弱势抗争放在首位。

据该来源的记述（属一方叙述视角），两者之间存在张力：有观点认为，「认中」一脉在强调认识中国之余，对香港本地社会的不公着力较少。本馆据来源记录这一叙述，但「认中」与「关社」的轻重之辨涉及多方立场，本馆并置呈现、不裁定。

据 岭南学者关于「火红年代与香港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的学术研究^※，「火红年代」是香港左翼激进主义思潮的高峰期之一，其内部的路线分化是这一思潮复杂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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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粹派的顶点与式微：从「放认关争」到金禧事件

一句话答案：国粹派主导的学运路向在 1975 年学联提出「放认关争」时达到顶点，却因 1976 年中国大陆「四人帮」倒台而迅速失去论述根基；社会派则借 1977–78 年的金禧事件，把「关社」从校园论述真正落实为跨校社会行动，中大与港大学生均参与其中。

# 4.1「放认关争」：1975 年学联路向的顶点

据 中大学生报专文「原来当年的学运是这么的一回事」^※，1975 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提出「放、认、关、争」作为学运路向——即「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这一口号将「认中」与「关社」正式并列为学运的官方纲领，某种意义上是国粹派论述在学联层面获得最大程度采纳的标志性时刻；但据同一来源，社会派对此并不认同，认为「认识中国」在实际操作中挤占了「关心社会」应有的比重。

# 4.2 社会派的具体批评：1974 年反加价运动的例子

据同一来源，社会派对国粹派的批评并非泛泛而谈，而有具体案例可考：1974 年反加价运动（反对公共事业加价）期间，国粹派主导的宣传活动中，一场「通胀展览」被指「著墨过多于中国社会主义」，而非聚焦香港市民切身面对的加价压力本身——社会派据此批评国粹派「以认中之名、行忽略本地民生之实」。这场具体的展览争议，是「认中」与「关社」张力从抽象口号落到实际宣传操作层面的一个可考切片。

# 4.3 1976 年后的式微与社会派的延续：金禧事件

据同一来源，1976 年中国大陆「四人帮」倒台后，国粹派原有的论述基础（对内地政治路线的正面想象）受到直接冲击，该派系在校园内迅速失去号召力、逐渐式微；此后学运的主导话语权更多转向社会派一脉所强调的本地社会议题。

这一转向在 1977–1978 年的金禧事件中得到具体体现。据 维基百科「金禧事件」条目^※及 思考香港刊文^※，九龙城宝血会金禧中学被揭发校方财政混乱（包括售卖学生用品谋取暴利、误用政府拨款等），时任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会长司徒华先生陪同三名教师向廉政公署举报；师生其后于 1977 年 5 月赴港督府及天主教教区主教府请愿、静坐三日。港英政府一度宣布解散金禧中学，教协向港督请愿后，时任港督麦理浩取消解散决定，改为另立五育中学安置师生。据来源，约 400 名中二至中四学生在转校过渡期间转往港大及中大「补课」——中大校园由此直接成为这场跨校声援行动的落脚点之一；1978 年 5 月 28 日，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声援大会，参与人数达两万人规模。据来源，金禧事件也是教协在成立四年后奠定其社会地位的关键一役，此后教协长期积极参与教育与社会议题。

金禧事件本身是一宗独立的中学管治争议，非本文核心，此处仅取其与「火红年代」路线之争的衔接点：一批深受社会派「关社」论述影响的大专学生，在国粹派式微、「认中」话语退潮之际，把关注焦点实质性地投向本地基层教育不公——中大补课点的设立，是这条「关社」路径在中大校园留下的一处具体印记。金禧事件详细经过超出本文范围，不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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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中大学生政治的影响

中大学生（经各书院学生会及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是「火红年代」学运的重要参与者，而国粹派「以中大为大本营」的定位，使这场路线之争在中大校园内的烈度，某种意义上比其他院校更为直接。这场路线之争对中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 学生组织的路线竞争：国粹派与社会派的分化，反映在学生会、学联等组织的内部路线竞争中（学生组织史见 student-organisations-history.md）；国粹派既以中大为大本营，在学生会与学生报等组织的话语权争夺中，自然也居于相对主动的位置。
• 学生政治的早期分型：这一时期形成的「认中」与「关社」两种取向，某种意义上是香港学生政治光谱的早期分型，影响延续到此后数十年——许多当年的学运参与者（见上节人物群像），日后分别走入建制、专业、传媒、学术等不同领域，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各自当年的路线取向；港大一脉的梁锦松先生案例（见 §1.4）说明这一分型并非中大独有。
• 与中文运动的衔接：火红年代的学运，与同期的 中文运动 在时间与人群上高度重叠——许多参与者既投身语言权利的争取，也卷入路线之争；学生社会参与史所记述的新亚学生社会服务团等组织，亦活跃于同一时期，呈现出当年中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另一条更贴近基层服务、较少路线色彩的支线。
• 运动的退潮与转向：国粹派 1976 年后式微、社会派借金禧事件延续「关社」路径的具体经过，详见上节 §4；此后大专学运的整体重心，亦随香港社会步入 1980 年代「前途问题」讨论期而有所转移。

历史的回响：「认中」与「关社」的张力——把关注重心放在「中国」还是「香港」——并非 1970 年代独有。它以不同形态，在此后香港社会与学界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反复浮现。火红年代的这场路线之争，因此可视为香港身份认同议题的一个早期源头。本馆只记录历史上的路线分化与各方归属，不延伸评论当代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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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运动通史 — 中大学运的完整时间轴，含保钓、中文运动、六四、雨伞运动及学生会/学生报沿革
• 中文运动深考 — 与「火红年代」同期、同一批参与者高度重叠的语文维权运动
• 学生组织史 — 按学生会、书院学生会、学生媒体等组织线索梳理的兴衰时间线
• 学生社会参与史 — 新亚学生社会服务团等更贴近基层服务、较少路线色彩的同期支线
• 内地生与两地张力 — 「认中」议题在当代校园的延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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