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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内地生与两地文化张力(2000 年代–2017)

内地生 多方印证 约 9,216 字 · 19 分钟 更新

⚠️ 本文属野史模块(16 内地生与两地),以多方来源、多方立场并置呈现,本馆不作裁定,不替任何一方背书。涉具体在世个人一律以「姓+先生」处理;2019 年及之后的高度政治化内容不在本文撰写,相关外部来源见 18 模块。2021 年中大学生会解散后的「MUA」与「DQMUA」争议,另有专文〈MUA 与 DQMUA 之争〉处理,本篇不重复。


一、内地生背景

1.1 招生规模增长

自 2000 年代中期,香港各大学(含中大)获准在政府框架下招收内地本科生(非本地生配额),人数逐步增加。据 《Facts & Figures 2024/25》,中大(沙田本部)非本地生(含内地、国际)占 UGC 资助课程总学生比例约 20%(2024 年起政府进一步放宽上限至 40%;详见 key-numbers-dashboard.md)。

在中大校园,内地学生(Mainland students,俗称「内地生」)是最主要的非本地生群体,主要通过高考联合招生或大学自主招生入读各本科/研究生课程。近年招生规模、宿位分配与毕业留港去向的具体数字,另见〈内地生宿舍与就业去向考〉,本篇不重复展开数据部分,仅聚焦背景与张力。

1.2 两地文化差异的背景

两地学生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的背景差异,构成张力的结构基础:

维度 本地学生(港生) 内地学生
母语/日常语言 粤语 普通话
教学/行政语言 粤语与英语(CUHK 双语) 适应阶段
政治社会化背景 香港制度与公民社会 内地教育体系
对政治敏感议题的态度 因人而异,但许多人有公开讨论习惯 因人而异,但部分议题在内地属禁区

上述差异并非铁板一块——两群体内部均存在多样性——但在校园讨论政治敏感话题(如民主、本土、历史问题)时,两地学生有时会出现明显分歧。


二、民主墙(Democracy Wall):从「大字报专栏」到象征性设施

中大校园内设有民主墙(Democracy Wall)——一处供学生自由张贴各类告示与政治主张的公共告示栏,主要位于范克廉楼外饭堂附近,各书院亦设有各自的大字报专栏。民主墙传统在香港各高校延续数十年,允许学生贴出任何观点,包括政治立场、倡议、公告等,是香港大学校园民主文化的象征性设施。

《大学线》142 期「思潮激荡:民主墙的光辉岁月」,「民主墙」作为张贴大字报场所的概念可追溯至 1970 年代——港大早于 1975 年已在图书馆门口设有大字报壁报板;中大要到 1980 年代,才正式把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统称为「民主墙」。在此之前,这类空间的使用尚无明确守则,80 年代后逐渐要求张贴者注明作者姓名、书院与学系年级,并经学生会审批盖印,内容「一般不含侮辱、歧视成分的均可通过」。

同一报道记录了几桩早年的标志性事件,勾勒出民主墙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作为学生表达主渠道的分量:1974 年,港大学生报与其他院校合办的「新中国专辑」引发争议,触发「国粹派」与「社会派」之间的激烈论战;1983 年,三校学生会就香港前途问题联署致戴卓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的公开信,表达「民主回归」诉求,引发校内质疑,据报道「大字报约有 600 多份,平均每九名学生就写了一份」;1993 年,时任中大校长高锟获委任为「港事顾问」引发学生抗议,「最高峰时,有二、三十份贴满十多块壁报板」(高锟的生平与校长任内事迹,另见〈高锟:从校长到诺贝尔奖得主〉)。这几桩个案说明,民主墙从设立之初就不只是「贴通告」的地方,而是历次校园思潮——从国族认同论争到香港前路辩论——的实体记录载体,且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一位校长的委任」本身就足以贴满十多块壁报板。2017 年的对峙,正是这条数十年脉络里,两地学生首次以如此公开、密集的方式在墙前正面交锋的一次——民主墙记录的争议对象,从「校长该不该接受官方委任」,变成了「一句标语算不算冒犯」,争议的性质也从纯粹的校园政治议题,滑向了直接牵涉两地学生身份认同的对立。


三、2017 年民主墙对峙事件

3.1 三轮对峙:从 9 月 4 日到 9 月 17 日

维基百科《南华早报》报道,事件并非单一冲突,而是约两周内接连发生的三轮对峙

  • 9 月 4 日:倡议香港独立的标语首先出现在中大民主墙;
  • 9 月 5 日:第一轮对峙——一名内地女学生试图撕除独立海报,与在场学生发生争执,过程被拍下并在网上流传,引发广泛讨论;
  • 9 月 7 日:第二轮对峙——一则以简体中文撰写的网帖号召内地学生到场张贴自己的观点,到晚间约有 100 名本地及内地学生(估计)聚集于民主墙附近,双方公开争执、互不相让;
  • 9 月 17 日:第三轮对峙——民主墙再起风波,同日校外亦有声势更大的「撑国安/反港独」集会(由建制派人士发起,估计 2,100 至 4,000 人参与)。

3.2 「支那人」风波:一句话引发的纪律调查

第二轮对峙(9 月 7 日)中,发生了这场事件里最具争议性的插曲。据 HKFP 报道《南华早报》后续报道时任中大学生会会长周先生,在民主墙前与反对「港独」的内地学生发生口角时,以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指斥对方,并要求对方「滚回中国」——相关片段经拍摄流传后,引发校内外大量投诉。

9 月 8 日,大学就此发出声明,对该用语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并表示将展开调查;声明指该学生的言论「对二战死难者及其后代造成伤害」。同日下午,另有约 20 多名以学生会代表为主的学生围堵校方领导层,要求校方承诺不会拆除「港独」相关横幅。

调查与纪律程序持续逾月:据 《南华早报》10 月 28 日,周先生所属的新亚书院学生纪律委员会,对其作出「可注销的小过」(removable demerit)及 40 小时书院服务的处分。

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整场风波中最具杀伤力的插曲,在于它把一场关于「能不能撕海报、能不能贴港独标语」的言论自由争议,瞬间转移到了一句带有历史伤痛色彩的辱骂上——讨论的焦点从「张贴权」滑向了「措辞本身」,也让大学不得不从「保持中立」转为公开谴责。

3.3 唐先生的《你国》一文:一场发生在内地生内部的骂战

在整场风波聚焦「本地—内地」对立的同时,几乎同一周内还发生了一段容易被忽略、却同样值得记录的插曲——它发生在内地学生内部。

中国数字时代转载文章维基百科「唐立培」条目,就读中大、来自四川泸州的唐先生(2012 年以 611 分成为泸州文科状元,获中大四年全额免学费奖学金入读)在民主墙对峙同期,于微博与微信发表长文《民主墙、内地生与「你国」》,讨论民主与言论自由,主张建立真正关心公共事务的舆论空间。文章本身并未支持「港独」,但因触及敏感议题、行文被部分内地网民解读为立场暧昧,很快在微博引发论战。据同一来源,唐先生在与网民的骂战中使用了带侮辱性的词语回击对方,随即遭遇更猛烈的反噬——个人隐私信息被「报复性曝光」;9 月 9 日,他发文澄清自己从未支持港独并道歉;9 月 12 日,其就读中学母校的官网悄然移除了他的名字。

唐先生的遭遇提醒一件容易被「本地对内地」二元框架遮蔽的事:2017 年这场风波,并非铁板一块的两个阵营对撞。内地学生内部同样存在温和讨论、被误读、被本国网络反噬的复杂光谱——一名试图在敏感话题上「讲道理」的内地生,最终既未获香港舆论认可,也未在内地舆论场全身而退。可信度:多方印证(多个转载来源交叉印证事件经过,但原始微博/微信内容已大量删除,具体措辞以转载文本为准)。

3.4 烽火四起:教大「凉薄大字报」与连锁效应

中大事件并未止步于中大校园。据 维基百科「香港教育大学涼薄大字報事件」条目9 月 9 日凌晨,香港教育大学的民主墙上出现以简体字印制的大字报,内容涉及嘲讽时任教育局副局长蔡先生病逝的儿子,引发香港社会近乎一致的强烈谴责;与此同时,教大民主墙上亦出现嘲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及其妻子的海报。两所院校的连锁事件,被部分舆论形容为「烽火四起」——一所院校的对峙,迅速诱发其他院校出现类似或更出格的内容。

维基百科10 月,新亚书院亦出现中华民国旗帜与「双十节」海报,大学其后移除旗帜(但未移除其他宣传品),引发学生会一方的抗议;同期,全港 12 至 13 所院校的学生会曾发表联合声明,捍卫言论自由立场。

这份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有据可查。据 HKFP 报道9 月 11 日,来自 13 所专上院校的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时任行政长官及多所大学校方「明显意图」限制言论自由;声明并批评有院校校方将闭路电视片段外泄给媒体的做法,形容此举正在制造「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声明援引《基本法》第 27 条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表示「我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障与尊重,学术自由与院校自主是不能被剥夺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绝不妥协的底线」(原文为英文,此处为中译转述)。另据 《南华早报》同期报道,当时已有七所院校的学生会将校方移除「港独」横幅的举动定性为「侵蚀院校自主」(erosion of academic autonomy)。两份声明合起来看,学生会一方的论述重心,始终落在「校方有没有权力单方面拆除横幅」这一院校治理问题上,而非直接为「港独」主张本身背书——这一区分,在当年不少简化为「支持/反对港独」的舆论叙事里,容易被忽略。

3.5 大学回应

中大传讯处声明,大学就事件发出官方声明,表态支持言论自由及师生在遵守法律前提下的表达权利,同时呼吁各方克制,以对话代替对抗。据 HKFP 报道,时任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在正式声明中直言:「Hong Kong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this is beyond dispute(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认为「港独」不仅违反《基本法》,也与他个人信念相悖。综合报道,沈祖尧要求移除「港独」相关宣传品,并表示若学生会不予配合,校方将自行处理。

不过校方的法律依据本身也受到质疑:据 HKFP 另一篇报道,中大学生会曾去信校方,要求校方具体说明「港独」横幅究竟违反了哪一条法律条文——这一问题在报道所及范围内未见校方给出逐条法律回应。9 月 15 日,香港十所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声明,强调「我们珍视言论自由,但谴责其近期被滥用……所有大学均不支持『港独』」。

值得一提的是,据 凤凰财经报道,中大部分内地学生亦自发组织了抗议活动,该报道将其形容为「港校向内地大规模招生以来,内地学生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行动」。这一表述来自内地媒体的综合转述,未见香港主流英文媒体给出对应的独立核实数字,本篇姑录此说,可信度:单一来源(内地媒体转述,具体参与规模无法交叉核实)。

3.6 多方立场并置

据内地学生方称(综合媒体报道),部分内地学生认为香港独立海报内容「冒犯」,并认为有权张贴反对意见、争取在民主墙上发表不同声音。

据本地学生方称(综合媒体报道),民主墙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历史传统不应被打破;以撕海报等行为阻止他人表达是对言论自由的侵害;学生会一方亦强调,谴责辱骂性言论与坚持言论自由权利两者并不矛盾。

据大学方面,事件属学生间的观点分歧,大学立场是在法律框架内保障表达自由、不支持「港独」,同时对侮辱性言论予以谴责,不对具体政治立场背书。

据十校校长联合声明,各大学珍视言论自由,但反对其被滥用为人身攻击或仇恨言论的工具。

各方立场至今未见实质和解;事件折射出更广泛的香港两地文化与政治认同张力,「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与「冒犯性言论是否该被容忍」两个问题,至今仍是各方争论的核心分歧。

3.7 社会影响

维基百科,2017 年中大事件:

  • 为香港大学校园此类对峙的最早公开案例之一,在此之前两地学生大多以各自渠道表达观点,较少正面交锋;
  • 事件引发香港社会对「内化审查」与「民主墙制度」的反思;
  • 引起中国内地媒体广泛关注;
  • 为此后香港多校类似事件的先例(copy-cat incidents),教大「凉薄大字报」事件即为典型一例。

2017 年的对峙,是 2021 年中大学生会解散前最后一段「学生会仍正常运作」时期里,两地学生张力最公开、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爆发。此后中大学生组织生态的演变(包括 2021 年学生会解散及其后的 MUA/DQMUA 争议),属另一时期的另一组制度性问题,详见〈MUA 与 DQMUA 之争〉与〈学生运动通史〉,本篇不重复展开。

这场风波对校长个人的政治处境也留下了痕迹。据 HK01 对沈祖尧卸任的报道,沈祖尧 2010 年上任之初,曾因亲民作风广受学生欢迎、被昵称为「祖尧 BB」;但在 9 月民主墙风波中签署十校反「港独」联合声明后,一度被部分学生会成员批评为「沦为政治傀儡」。12 月 29 日,即将卸任的沈祖尧与传媒茶叙告别时被问及民望下滑是否属遗憾,他回应称自己「上任至今一直凭良心及良知做事,未有转变立场及做事方式,但社会有所转变」,并表示相信自己与大部分学生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不错」。一场围绕海报与措辞的对峙,最终也折射进了大学最高领导人任内最后一段公开形象里——从「亲民校长」到被指「政治傀儡」,这条弧线本身就是 2017 年张力如何外溢到校园治理层面的一个注脚。


四、学术研究怎么看:「反内地化话语」与内地生的身份构建

2017 年民主墙对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高等教育学界持续观察的一个更长期现象的具体爆发点。据 Cora Lingling Xu 发表于《China Review》(2015 年第 44 卷第 3 期)的研究,作者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间,对香港一所以英语授课的顶尖研究型大学的 31 名内地本科生(25 名在读、6 名已毕业)进行了两轮深度访谈及 7 场焦点小组讨论,考察他们如何在「香港梦」与香港社会的「反内地化话语」(anti-mainlandisation discourse)之间构建自身身份。

该研究把「反内地化话语」概括为香港社会对「香港正变得政治上更依赖北京、经济上更依赖内地资金、社会上对内地更认同、法律上更依赖全国人大释法」的一整套忧虑,具体表现包括质疑内地学生占用本地教育资源、将内地访客贬称为「蝗虫」,以及校园民主墙上针对内地学生的攻击性言论。研究发现,受访的内地学生普遍通过构建两种自我形象来回应这种压力:一种是强调跨地域流动与思想开放的「自由自我」(liberal self),另一种是把自己定位为全球竞争胜出者的「精英自我」(elite self)。论文的核心论点是,这两种身份构建看似主动,实质上更接近一种防御性的正当化策略——内地生借由塑造这两重自我形象,来回应一个默认他们「该被质疑」的舆论环境。

把这项研究和 2017 年中大的对峙放在一起看,能看到一条更长的脉络:民主墙上的冲突不是凭空出现的孤立摩擦,而是一种早在 2013 年前后就已被学界记录、并在校园日常话语中长期存在的张力,在 2017 年因具体的政治标语而被推到了公开对峙的临界点。这也提示了一件事:即便没有「港独」标语这样的触发点,内地生与部分本地舆论之间围绕「身份是否被质疑」「是否被认为占用资源」的摩擦,本身已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而非 2017 年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现象。时间上也值得留意:该研究的访谈期截止于 2014 年 3 月,距离 2017 年民主墙对峙尚有三年多——也就是说,研究记录的「反内地化话语」,本身早于 2017 年这场最公开的对峙个案,而非事后归纳出来的解释框架。可信度:学术(单篇质性研究,样本为该校英语授课项目下的内地生,结论不必然可直接推及所有院校或所有内地生群体)。


五、语言与文化融合的日常张力

除 2017 年的个案外,两地学生的日常张力表现在多个层面(据综合媒体报道,个案差异很大):

  • 语言:授课语言(中英文混合)、课堂讨论(粤语/普通话/英文)有时令双方均感不适应;
  • 课堂氛围:讨论历史或政治话题时,部分议题对内地生与本地生的开放程度预设不同;
  • 宿舍与社交:两地学生有时倾向于各自社群,校方亦有促进交流的配对计划;
  • 身份认同:部分内地生对「两制」感到新奇,部分本地生则对「主权移交后的内地化」有所戒惕。

这些张力并非单向——内地学生之间、本地学生之间亦各有不同立场,不应以「一个整体」论之。

校方近年针对上述日常摩擦,也建立了一些较具体的缓冲机制:例如学生事务处(OSA)与国际生联会(ISA)、内地本科生联合会(MUA)近年合办的迎新配对活动,以及面向学生自发跨文化活动的资助计划;这些机制的具体运作、成立源流与围绕「MUA 能否代表内地生」的争议(DQMUA),另有专文〈MUA 与 DQMUA 之争〉详细梳理,本篇不重复。与此同时,内地生在住宿分配、留港求职等具体制度环节遇到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非本地生宿位保证与 IANG 留港安排——则属另一组议题,详见〈内地生宿舍与就业去向考〉;内地研究生与科研人才一侧的社群网络(CSSA 等),另见〈内地研究生与科研人才〉。


六、余波:民主墙在 2017 年之后的物理命运

2017 年的对峙,某种意义上是香港八所资助大学民主墙「最后一段热闹期」的一个缩影。据 集誌社《民主墙之死 2》系列报道,中大范克廉楼外的民主墙,在2021 年 10 月学生会宣布停止运作后被校方围封,官方告示称因「文化广场报告版之改善工程」暂停使用;据该报道记录,截至报道当时,「昔日之民主墙至今仍被铁马围封,墙上一边空白」。

同一报道整理了其余院校的情况:城大民主墙于 2022 年 2 月因校方要求学生会迁出场地而被拆卸,「只剩下框架」;教大民主墙于 2022 年 1 月因校方不再承认学生会地位而被清空;理大民主墙于 2022 年 1 月以「校庆翻新」为由拆卸;岭大民主墙于 2022 年 5 月因校方收回学生会场地使用权而消失,现改挂校方宣传横额;树仁大学民主墙则在 2023 年 9 月的广场翻新中一并消失。据该报道整理,截至报道当时,八所院校中仍保留民主墙实体的,只剩港大、科大、恒大及都会大学(都大的民主墙设于上锁玻璃箱内)四所。

这一物理空间的整体消失,与 2017 年那场吸引了两地学生、十校校长与内地舆论共同卷入的喧闹对峙,形成了某种沉默的对照。中大学生组织生态在 2021 年后的具体演变——学生会解散的经过及其后的 MUA 与 DQMUA 争议——属另一时期的另一组制度性问题,详见〈MUA 与 DQMUA 之争〉,本篇仅在此记录民主墙这一物理设施本身的命运,不重复展开组织史与政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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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自行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