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內地生與兩地文化張力（2000 年代–2017）

⚠️ 本文屬野史模塊（16 內地生與兩地），以多方來源、多方立場並置呈現，本館不作裁定，不替任何一方背書。涉具體在世個人一律以「姓+先生」處理；2019 年及之後的高度政治化內容不在本文撰寫，相關外部來源見 18 模塊。2021 年中大學生會解散後的「MUA」與「DQMUA」爭議，另有專文〈MUA 與 DQMUA 之爭〉處理，本篇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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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內地生背景

# 1.1 招生規模增長

自 2000 年代中期，香港各大學（含中大）獲准在政府框架下招收內地本科生（非本地生配額），人數逐步增加。據 《Facts & Figures 2024/25》^※，中大（沙田本部）非本地生（含內地、國際）佔 UGC 資助課程總學生比例約 20%（2024 年起政府進一步放寬上限至 40%；詳見 key-numbers-dashboard.md）。

在中大校園，內地學生（Mainland students，俗稱「內地生」）是最主要的非本地生羣體，主要通過高考聯合招生或大學自主招生入讀各本科/研究生課程。近年招生規模、宿位分配與畢業留港去向的具體數字，另見〈內地生宿舍與就業去向考〉，本篇不重複展開數據部分，僅聚焦背景與張力。

# 1.2 兩地文化差異的背景

兩地學生在以下方面存在顯著的背景差異，構成張力的結構基礎：

上述差異並非鐵板一塊——兩羣體內部均存在多樣性——但在校園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如民主、本土、歷史問題）時，兩地學生有時會出現明顯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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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主牆（Democracy Wall）：從「大字報專欄」到象徵性設施

中大校園內設有民主牆（Democracy Wall）——一處供學生自由張貼各類告示與政治主張的公共告示欄，主要位於範克廉樓外飯堂附近，各書院亦設有各自的大字報專欄。民主牆傳統在香港各高校延續數十年，允許學生貼出任何觀點，包括政治立場、倡議、公告等，是香港大學校園民主文化的象徵性設施。

據 《大學線》142 期「思潮激盪：民主牆的光輝歲月」^※，「民主牆」作為張貼大字報場所的概念可追溯至 1970 年代——港大早於 1975 年已在圖書館門口設有大字報壁報板；中大要到 1980 年代，才正式把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統稱為「民主牆」。在此之前，這類空間的使用尚無明確守則，80 年代後逐漸要求張貼者註明作者姓名、書院與學系年級，並經學生會審批蓋印，內容「一般不含侮辱、歧視成分的均可通過」。

同一報道記錄了幾樁早年的標誌性事件，勾勒出民主牆在互聯網普及之前作為學生表達主渠道的分量：1974 年，港大學生報與其他院校合辦的「新中國專輯」引發爭議，觸發「國粹派」與「社會派」之間的激烈論戰；1983 年，三校學生會就香港前途問題聯署致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的公開信，表達「民主迴歸」訴求，引發校內質疑，據報道「大字報約有 600 多份，平均每九名學生就寫了一份」；1993 年，時任中大校長高錕獲委任為「港事顧問」引發學生抗議，「最高峯時，有二、三十份貼滿十多塊壁報板」（高錕的生平與校長任內事蹟，另見〈高錕：從校長到諾貝爾獎得主〉）。這幾樁個案説明，民主牆從設立之初就不只是「貼通告」的地方，而是歷次校園思潮——從國族認同論爭到香港前路辯論——的實體記錄載體，且早在互聯網普及之前，「一位校長的委任」本身就足以貼滿十多塊壁報板。2017 年的對峙，正是這條數十年脈絡裏，兩地學生首次以如此公開、密集的方式在牆前正面交鋒的一次——民主牆記錄的爭議對象，從「校長該不該接受官方委任」，變成了「一句標語算不算冒犯」，爭議的性質也從純粹的校園政治議題，滑向了直接牽涉兩地學生身份認同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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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7 年民主牆對峙事件

# 3.1 三輪對峙：從 9 月 4 日到 9 月 17 日

據 維基百科^※及 《南華早報》報道^※，事件並非單一衝突，而是約兩週內接連發生的三輪對峙：

• 9 月 4 日：倡議香港獨立的標語首先出現在中大民主牆；
• 9 月 5 日：第一輪對峙——一名內地女學生試圖撕除獨立海報，與在場學生發生爭執，過程被拍下並在網上流傳，引發廣泛討論；
• 9 月 7 日：第二輪對峙——一則以簡體中文撰寫的網帖號召內地學生到場張貼自己的觀點，到晚間約有 100 名本地及內地學生（估計）聚集於民主牆附近，雙方公開爭執、互不相讓；
• 9 月 17 日：第三輪對峙——民主牆再起風波，同日校外亦有聲勢更大的「撐國安/反港獨」集會（由建制派人士發起，估計 2,100 至 4,000 人蔘與）。

# 3.2 「支那人」風波：一句話引發的紀律調查

第二輪對峙（9 月 7 日）中，發生了這場事件裏最具爭議性的插曲。據 HKFP 報道^※及 《南華早報》後續報道^※，時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周先生，在民主牆前與反對「港獨」的內地學生發生口角時，以帶有侮辱性的詞語指斥對方，並要求對方「滾回中國」——相關片段經拍攝流傳後，引發校內外大量投訴。

9 月 8 日，大學就此發出聲明，對該用語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並表示將展開調查；聲明指該學生的言論「對二戰死難者及其後代造成傷害」。同日下午，另有約 20 多名以學生會代表為主的學生圍堵校方領導層，要求校方承諾不會拆除「港獨」相關橫幅。

調查與紀律程序持續逾月：據 《南華早報》^※，10 月 28 日，周先生所屬的新亞書院學生紀律委員會，對其作出「可註銷的小過」（removable demerit）及 40 小時書院服務的處分。

這句話之所以成為整場風波中最具殺傷力的插曲，在於它把一場關於「能不能撕海報、能不能貼港獨標語」的言論自由爭議，瞬間轉移到了一句帶有歷史傷痛色彩的辱罵上——討論的焦點從「張貼權」滑向了「措辭本身」，也讓大學不得不從「保持中立」轉為公開譴責。

# 3.3 唐先生的《你國》一文：一場發生在內地生內部的罵戰

在整場風波聚焦「本地—內地」對立的同時，幾乎同一周內還發生了一段容易被忽略、卻同樣值得記錄的插曲——它發生在內地學生內部。

據 中國數字時代轉載文章^※及 維基百科「唐立培」條目^※，就讀中大、來自四川瀘州的唐先生（2012 年以 611 分成為瀘州文科狀元，獲中大四年全額免學費獎學金入讀）在民主牆對峙同期，於微博與微信發表長文《民主牆、內地生與「你國」》，討論民主與言論自由，主張建立真正關心公共事務的輿論空間。文章本身並未支持「港獨」，但因觸及敏感議題、行文被部分內地網民解讀為立場曖昧，很快在微博引發論戰。據同一來源，唐先生在與網民的罵戰中使用了帶侮辱性的詞語回擊對方，隨即遭遇更猛烈的反噬——個人隱私信息被「報復性曝光」；9 月 9 日，他發文澄清自己從未支持港獨並道歉；9 月 12 日，其就讀中學母校的官網悄然移除了他的名字。

唐先生的遭遇提醒一件容易被「本地對內地」二元框架遮蔽的事：2017 年這場風波，並非鐵板一塊的兩個陣營對撞。內地學生內部同樣存在温和討論、被誤讀、被本國網絡反噬的複雜光譜——一名試圖在敏感話題上「講道理」的內地生，最終既未獲香港輿論認可，也未在內地輿論場全身而退。可信度：多方印證（多個轉載來源交叉印證事件經過，但原始微博/微信內容已大量刪除，具體措辭以轉載文本為準）。

# 3.4 烽火四起：教大「涼薄大字報」與連鎖效應

中大事件並未止步於中大校園。據 維基百科「香港教育大學涼薄大字報事件」條目^※，9 月 9 日凌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牆上出現以簡體字印製的大字報，內容涉及嘲諷時任教育局副局長蔡先生病逝的兒子，引發香港社會近乎一致的強烈譴責；與此同時，教大民主牆上亦出現嘲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及其妻子的海報。兩所院校的連鎖事件，被部分輿論形容為「烽火四起」——一所院校的對峙，迅速誘發其他院校出現類似或更出格的內容。

據 維基百科^※，10 月，新亞書院亦出現中華民國旗幟與「雙十節」海報，大學其後移除旗幟（但未移除其他宣傳品），引發學生會一方的抗議；同期，全港 12 至 13 所院校的學生會曾發表聯合聲明，捍衞言論自由立場。

這份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有據可查。據 HKFP 報道^※，9 月 11 日，來自 13 所專上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時任行政長官及多所大學校方「明顯意圖」限制言論自由；聲明並批評有院校校方將閉路電視片段外泄給媒體的做法，形容此舉正在製造「白色恐怖」（white terror）。聲明援引《基本法》第 27 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表示「我們的權利必須受到保障與尊重，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是不能被剝奪的價值觀……這是我們絕不妥協的底線」（原文為英文，此處為中譯轉述）。另據 《南華早報》同期報道^※，當時已有七所院校的學生會將校方移除「港獨」橫幅的舉動定性為「侵蝕院校自主」（erosion of academic autonomy）。兩份聲明合起來看，學生會一方的論述重心，始終落在「校方有沒有權力單方面拆除橫幅」這一院校治理問題上，而非直接為「港獨」主張本身背書——這一區分，在當年不少簡化為「支持／反對港獨」的輿論敍事裏，容易被忽略。

# 3.5 大學回應

據 中大傳訊處聲明^※，大學就事件發出官方聲明，表態支持言論自由及師生在遵守法律前提下的表達權利，同時呼籲各方剋制，以對話代替對抗。據 HKFP 報道^※，時任校長沈祖堯教授曾在正式聲明中直言：「Hong Kong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this is beyond dispute（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容爭議的事實）」，認為「港獨」不僅違反《基本法》，也與他個人信念相悖。綜合報道，沈祖堯要求移除「港獨」相關宣傳品，並表示若學生會不予配合，校方將自行處理。

不過校方的法律依據本身也受到質疑：據 HKFP 另一篇報道^※，中大學生會曾去信校方，要求校方具體説明「港獨」橫幅究竟違反了哪一條法律條文——這一問題在報道所及範圍內未見校方給出逐條法律回應。9 月 15 日，香港十所大學校長聯合發表聲明，強調「我們珍視言論自由，但譴責其近期被濫用……所有大學均不支持『港獨』」。

值得一提的是，據 鳳凰財經報道^※，中大部分內地學生亦自發組織了抗議活動，該報道將其形容為「港校向內地大規模招生以來，內地學生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行動」。這一表述來自內地媒體的綜合轉述，未見香港主流英文媒體給出對應的獨立核實數字，本篇姑錄此説，可信度：單一來源（內地媒體轉述，具體參與規模無法交叉核實）。

# 3.6 多方立場並置

據內地學生方稱（綜合媒體報道），部分內地學生認為香港獨立海報內容「冒犯」，並認為有權張貼反對意見、爭取在民主牆上發表不同聲音。

據本地學生方稱（綜合媒體報道），民主牆作為自由表達空間的歷史傳統不應被打破；以撕海報等行為阻止他人表達是對言論自由的侵害；學生會一方亦強調，譴責辱罵性言論與堅持言論自由權利兩者並不矛盾。

據大學方面，事件屬學生間的觀點分歧，大學立場是在法律框架內保障表達自由、不支持「港獨」，同時對侮辱性言論予以譴責，不對具體政治立場背書。

據十校校長聯合聲明，各大學珍視言論自由，但反對其被濫用為人身攻擊或仇恨言論的工具。

各方立場至今未見實質和解；事件折射出更廣泛的香港兩地文化與政治認同張力，「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裏」與「冒犯性言論是否該被容忍」兩個問題，至今仍是各方爭論的核心分歧。

# 3.7 社會影響

據 維基百科^※，2017 年中大事件：

• 為香港大學校園此類對峙的最早公開案例之一，在此之前兩地學生大多以各自渠道表達觀點，較少正面交鋒；
• 事件引發香港社會對「內化審查」與「民主牆制度」的反思；
• 引起中國內地媒體廣泛關注；
• 為此後香港多校類似事件的先例（copy-cat incidents），教大「涼薄大字報」事件即為典型一例。

2017 年的對峙，是 2021 年中大學生會解散前最後一段「學生會仍正常運作」時期裏，兩地學生張力最公開、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爆發。此後中大學生組織生態的演變（包括 2021 年學生會解散及其後的 MUA／DQMUA 爭議），屬另一時期的另一組制度性問題，詳見〈MUA 與 DQMUA 之爭〉與〈學生運動通史〉，本篇不重複展開。

這場風波對校長個人的政治處境也留下了痕跡。據 HK01 對沈祖堯卸任的報道^※，沈祖堯 2010 年上任之初，曾因親民作風廣受學生歡迎、被暱稱為「祖堯 BB」；但在 9 月民主牆風波中籤署十校反「港獨」聯合聲明後，一度被部分學生會成員批評為「淪為政治傀儡」。12 月 29 日，即將卸任的沈祖堯與傳媒茶敍告別時被問及民望下滑是否屬遺憾，他回應稱自己「上任至今一直憑良心及良知做事，未有轉變立場及做事方式，但社會有所轉變」，並表示相信自己與大部分學生之間的關係仍然「相當不錯」。一場圍繞海報與措辭的對峙，最終也折射進了大學最高領導人任內最後一段公開形象裏——從「親民校長」到被指「政治傀儡」，這條弧線本身就是 2017 年張力如何外溢到校園治理層面的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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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術研究怎麼看：「反內地化話語」與內地生的身份構建

2017 年民主牆對峙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高等教育學界持續觀察的一個更長期現象的具體爆發點。據 Cora Lingling Xu 發表於《China Review》（2015 年第 44 卷第 3 期）的研究^※，作者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間，對香港一所以英語授課的頂尖研究型大學的 31 名內地本科生（25 名在讀、6 名已畢業）進行了兩輪深度訪談及 7 場焦點小組討論，考察他們如何在「香港夢」與香港社會的「反內地化話語」（anti-mainlandisation discourse）之間構建自身身份。

該研究把「反內地化話語」概括為香港社會對「香港正變得政治上更依賴北京、經濟上更依賴內地資金、社會上對內地更認同、法律上更依賴全國人大釋法」的一整套憂慮，具體表現包括質疑內地學生佔用本地教育資源、將內地訪客貶稱為「蝗蟲」，以及校園民主牆上針對內地學生的攻擊性言論。研究發現，受訪的內地學生普遍通過構建兩種自我形象來回應這種壓力：一種是強調跨地域流動與思想開放的「自由自我」（liberal self），另一種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競爭勝出者的「精英自我」（elite self）。論文的核心論點是，這兩種身份構建看似主動，實質上更接近一種防禦性的正當化策略——內地生藉由塑造這兩重自我形象，來回應一個默認他們「該被質疑」的輿論環境。

把這項研究和 2017 年中大的對峙放在一起看，能看到一條更長的脈絡：民主牆上的衝突不是憑空出現的孤立摩擦，而是一種早在 2013 年前後就已被學界記錄、並在校園日常話語中長期存在的張力，在 2017 年因具體的政治標語而被推到了公開對峙的臨界點。這也提示了一件事：即便沒有「港獨」標語這樣的觸發點，內地生與部分本地輿論之間圍繞「身份是否被質疑」「是否被認為佔用資源」的摩擦，本身已是一種結構性存在，而非 2017 年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新現象。時間上也值得留意：該研究的訪談期截止於 2014 年 3 月，距離 2017 年民主牆對峙尚有三年多——也就是説，研究記錄的「反內地化話語」，本身早於 2017 年這場最公開的對峙個案，而非事後歸納出來的解釋框架。可信度：學術（單篇質性研究，樣本為該校英語授課項目下的內地生，結論不必然可直接推及所有院校或所有內地生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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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語言與文化融合的日常張力

除 2017 年的個案外，兩地學生的日常張力表現在多個層面（據綜合媒體報道，個案差異很大）：

• 語言：授課語言（中英文混合）、課堂討論（粵語/普通話/英文）有時令雙方均感不適應；
• 課堂氛圍：討論歷史或政治話題時，部分議題對內地生與本地生的開放程度預設不同；
• 宿舍與社交：兩地學生有時傾向於各自社羣，校方亦有促進交流的配對計劃；
• 身份認同：部分內地生對「兩制」感到新奇，部分本地生則對「主權移交後的內地化」有所戒惕。

這些張力並非單向——內地學生之間、本地學生之間亦各有不同立場，不應以「一個整體」論之。

校方近年針對上述日常摩擦，也建立了一些較具體的緩衝機制：例如學生事務處（OSA）與國際生聯會（ISA）、內地本科生聯合會（MUA）近年合辦的迎新配對活動，以及面向學生自發跨文化活動的資助計劃；這些機制的具體運作、成立源流與圍繞「MUA 能否代表內地生」的爭議（DQMUA），另有專文〈MUA 與 DQMUA 之爭〉詳細梳理，本篇不重複。與此同時，內地生在住宿分配、留港求職等具體制度環節遇到的結構性問題——例如非本地生宿位保證與 IANG 留港安排——則屬另一組議題，詳見〈內地生宿舍與就業去向考〉；內地研究生與科研人才一側的社羣網絡（CSSA 等），另見〈內地研究生與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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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餘波：民主牆在 2017 年之後的物理命運

2017 年的對峙，某種意義上是香港八所資助大學民主牆「最後一段熱鬧期」的一個縮影。據 集誌社《民主牆之死 2》系列報道^※，中大範克廉樓外的民主牆，在2021 年 10 月學生會宣佈停止運作後被校方圍封，官方告示稱因「文化廣場報告版之改善工程」暫停使用；據該報道記錄，截至報道當時，「昔日之民主牆至今仍被鐵馬圍封，牆上一邊空白」。

同一報道整理了其餘院校的情況：城大民主牆於 2022 年 2 月因校方要求學生會遷出場地而被拆卸，「只剩下框架」；教大民主牆於 2022 年 1 月因校方不再承認學生會地位而被清空；理大民主牆於 2022 年 1 月以「校慶翻新」為由拆卸；嶺大民主牆於 2022 年 5 月因校方收回學生會場地使用權而消失，現改掛校方宣傳橫額；樹仁大學民主牆則在 2023 年 9 月的廣場翻新中一併消失。據該報道整理，截至報道當時，八所院校中仍保留民主牆實體的，只剩港大、科大、恒大及都會大學（都大的民主牆設於上鎖玻璃箱內）四所。

這一物理空間的整體消失，與 2017 年那場吸引了兩地學生、十校校長與內地輿論共同捲入的喧鬧對峙，形成了某種沉默的對照。中大學生組織生態在 2021 年後的具體演變——學生會解散的經過及其後的 MUA 與 DQMUA 爭議——屬另一時期的另一組制度性問題，詳見〈MUA 與 DQMUA 之爭〉，本篇僅在此記錄民主牆這一物理設施本身的命運，不重複展開組織史與政治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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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閲讀

• MUA 與 DQMUA 之爭：中大內地本科生聯合會與內地生社羣史
• 內地生宿舍與就業去向考：非本地生宿位保證、大埔校外宿舍與 IANG 留港通道
• 內地研究生與科研人才：中大博士生源結構與「北上南下」流動
• 學生運動通史
• 中大關鍵數字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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