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年代的路線之爭：國粹派、社會派與「認中關社」（1970 年代）

⚠️ 本文屬野史模塊（14 學生運動史），整理有多方來源支撐的 1970 年代學運路線分化，以歸屬句式呈現各方立場、不裁定。本文聚焦歷史上的派別路線之爭，涉具體在世個人的歷史學生時代經歷，據公開維基百科等來源中性陳述、不作負面評價、不展開當代政治立場；已故人物據來源據實記名。不延伸至 2019 年及之後的政治事件（相關外部來源見 18 模塊）。本文與 學生運動通史、中文運動深考 同屬 1960–70 年代學運的不同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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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火紅年代」：校園政治的沸騰期

1970 年代，香港各大學（含中大與港大）的政治氣氛空前熾熱，被稱為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據 維基百科「1970 年代香港學生運動」^※，這一時期的大專學生，依政治立場大致可分為三大派別：

共同的左翼底色，不同的關注焦點：據來源，國粹派與社會派都受馬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這是「火紅年代」的時代底色。兩派的根本分歧不在「左不左」，而在「把火力對準哪裏」：國粹派朝向「認識/維護中國」，社會派朝向「改革香港社會」。

# 1.1 國粹派：以中大為大本營

據綜合維基百科資料，國粹派被認為「以香港中文大學為大本營」——這與社會派「以香港大學現代思潮學會為核心」恰成對照，折射出 1970 年代兩所大學在學運光譜上的不同位置。國粹派深受馬克思主義與內地政治氛圍影響，強調「認中關社」中的「認中」一面，着重中國政策，活動形式多偏向靜態的國情宣傳（讀書會、考察團、刊物論述等）。據 中大學生報專文^※，國粹派活動中較具代表性的一項，是組織學生「回國觀光團」，「走中國的多個省份，提供機會讓同學親身感受祖國的狀況」——這類實地考察團，是「認中」路線區別於純書面論述的具體載體。

# 1.2 三派人物羣像（歷史學生時代經歷，據來源中性記述）

據維基百科綜合資料，三派在 1970 年代各自湧現出一批日後活躍於香港政治、新聞、商界與學術界的人物——這份名單本身，也是「火紅年代」深刻塑造香港此後數十年公共生活的一個側面證據：

• 國粹派：據來源，這一派系人物包括吳清輝先生（後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馮紹波先生（後任《香港經濟日報》社長）、鍾瑞明先生、陳文鴻先生、戴希立先生、楊耀忠先生、劉廼強先生、程翔先生等；已故的馬力先生與陳毓祥先生亦常被列為這一脈絡的代表人物。
• 社會派：據來源，這一派系人物包括黎則奮先生、楊森先生、張文光先生、王卓祺先生、曾澍基先生、張炳良先生、馮檢基先生等，多人後來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與本地政治。
• 自由派：相對前兩派影響力較小，但據來源，陳詠智先生當時擔任中大學生會會長，被歸入這一脈絡，是三派人物中與中大學生會職務直接相關、有據可查的一例。

上述人物的派系歸屬，均據各自維基百科條目或綜合二手資料整理，記述的是其 1970 年代學生時代的歷史經歷，不代表、也不評論其後續公開生涯中的政治立場；本館只作歷史事實陳述，不作任何褒貶。

# 1.3 一個真實的代價：陳毓祥與保釣運動

國粹派與「認中」路線最終極的實踐，莫過於保釣運動。據 維基百科「陳毓祥」條目^※，陳毓祥先生(1950–1996)持有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及香港中文大學碩士學位，1971 年起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中學生組組長，是香港保釣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1991 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他被指曾在大學時代參加國粹派活動，該背景成為其選戰中的爭議話題之一。1996 年 9 月 26 日，他在率隊以繩索繫腰跳入釣魚島海域宣示主權時，因被繩索纏繞及遭船隻碰撞昏迷，經搶救無效不治，終年 45 歲，成為香港保釣運動中犧牲的代表性人物。

陳毓祥的經歷，某種意義上是「認中關社」從校園論述走向真實行動、乃至付出生命代價的極端個案——也提醒讀者：火紅年代的路線之爭從不只是抽象的意識形態辯論，而是真切影響了一整代參與者此後的人生軌跡。

# 1.4 港大對照：國粹派並非中大獨有

國粹派雖據來源「以中大為大本營」，但同一時期的港大校園內亦有自己的國粹派脈絡，可作為對照。據 維基百科「梁錦松」條目^※，梁錦松先生（1973 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畢業）「是港大學生會內『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積極參與保釣運動、中文運動」；來源並記述，他在學生時代參與「認中關社」活動、曾赴井岡山考察，並熟讀《毛澤東選集》，將《矛盾論》《實踐論》的方法論運用於其後的管理實踐。梁錦松先生後來出任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是「國粹派」學生時代經歷與其後公共生涯之間跨度較大、也最廣為人知的一例——本文僅據來源記述其大學時代的路線歸屬，不評論其後續公職生涯的政治立場。

港大與中大的國粹派，雖同受「認中關社」思潮感召，據來源在組織形態上各自獨立：中大一脈多依託書院與學生報的讀書會網絡，港大一脈則以港大學生會為陣地。兩校國粹派學生日後的交集，集中體現在學聯（HKFS）這一跨院校平台上。

# 1.5 新亞與聯合書院的分野：1971 年「哭新亞」

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化雖要到 1973 年才正式定名，但書院之間面對保釣運動的態度分歧，早在 1971 年已在中大內部顯現。據 追光者 Pulse HK News 專欄（張燦輝）^※，1971 年 9 月，《新亞學生報》刊出一封題為《給新亞書院校長及各位師長》的公開信，署名「同學劉美美」——後人稱之為《哭新亞》。據來源，信中記述：當年保釣示威中有學生被警方拘捕、毆打，連教會中人（如許成斌主教）亦公開發聲支持，新亞書院校方卻始終沉默；學生申請借用書院誠明堂舉辦保釣公開論壇，亦遭校方拒絕——而同樣以傳承中國文化為己任的聯合書院，卻願意把禮堂借出。劉美美女士在信中援引新亞創校人錢穆、唐君毅等人的訓示及院歌歌詞，質問書院何以未能實踐「培養學生成為堂堂正正中國人、及盡責世界公民」的創校理想。

一脈相承的抗議文體：據同一來源，2005 年「哭中大事件」（詳見 學生運動通史 七節）的《哭中大》公開信，與 1971 年的《哭新亞》在文體與訴諸創校理想的論證方式上一脈相承——相隔 34 年，中大校園內兩次以「哭」為題、訴諸書院/大學創校精神的公開信傳統，本身即是中大學生政治文化的一條隱線。本館據來源記錄這一文體承襲現象，不評論其後續任何當代政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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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裂的起點：1973 年「反貪污·捉葛柏」

兩派之名的出現，與一樁具體事件相關。據 維基百科^※:

• 「國粹派」「社會派」之名，首次出現於 1973 年;
• 同年 8 月，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組織公開論壇與遊行，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前總警司葛柏(Peter Godber);
• 此事之後，學生就「反帝」等議題展開一系列討論；對香港前途與中國問題的不同看法，導致了「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化。

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據綜合公開資料：1973 年，總警司葛柏被查出坐擁逾 430 萬港元的可疑財富，律政司要求他在一星期內解釋來源，否則將予拘捕——葛柏卻在限期內潛逃返英，激起香港社會廣泛憤慨。社運人士及學生由此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要求成立獨立的反貪污機構；據來源，逾 5 萬名市民參與聯署，1973 年 8 月 26 日有市民舉行未經批准的自發集會，遭警方拘捕 21 人；其後 9 月 2 日及 9 月 16 日的兩場集會再分別有 12 人及 26 人被捕，9 月 16 日數百名抗爭者聚集於港督府外，高呼「貪污有罪、集會無罪」。大學生（含中大學生）亦參與併發起相關遊行。港英政府其後於 1973 年 10 月宣佈籌設獨立機構，1974 年 2 月，廉政公署(ICAC)正式成立，即時接手葛柏案調查；葛柏於 1975 年 1 月被押解回港受審，終被判監 4 年。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本身是一場針對殖民政府貪腐的本地抗爭，後續更直接催生了香港延續至今的反貪體制（廉政公署），卻也意外成為學運路線分化的催化劑——當學生進一步追問「我們的根本關注應是中國還是香港」時，原本統一的學運陣營便沿着這條裂縫分開了。這正是「火紅年代」的弔詭之處：同一場運動，既留下了制度性的正面遺產，也埋下了路線分裂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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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認中關社」的張力

「火紅年代」學運有一句標誌性口號——「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這八個字本應並行，卻恰恰濃縮了兩派的張力：

「認中」（認識中國）：對應國粹派的重心——把認識與認同中國放在首位。據 維基百科^※，在「認識中國」的活動中，有力量強調以認識中國為主。

「關社」（關心社會）：對應社會派的重心——把改革香港本地社會、為弱勢抗爭放在首位。

據該來源的記述（屬一方敍述視角），兩者之間存在張力：有觀點認為，「認中」一脈在強調認識中國之餘，對香港本地社會的不公着力較少。本館據來源記錄這一敍述，但「認中」與「關社」的輕重之辨涉及多方立場，本館並置呈現、不裁定。

據 嶺南學者關於「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的學術研究^※，「火紅年代」是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的高峯期之一，其內部的路線分化是這一思潮複雜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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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粹派的頂點與式微：從「放認關爭」到金禧事件

一句話答案：國粹派主導的學運路向在 1975 年學聯提出「放認關爭」時達到頂點，卻因 1976 年中國大陸「四人幫」倒台而迅速失去論述根基；社會派則借 1977–78 年的金禧事件，把「關社」從校園論述真正落實為跨校社會行動，中大與港大學生均參與其中。

# 4.1「放認關爭」：1975 年學聯路向的頂點

據 中大學生報專文「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1975 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提出「放、認、關、爭」作為學運路向——即「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這一口號將「認中」與「關社」正式並列為學運的官方綱領，某種意義上是國粹派論述在學聯層面獲得最大程度採納的標誌性時刻；但據同一來源，社會派對此並不認同，認為「認識中國」在實際操作中擠佔了「關心社會」應有的比重。

# 4.2 社會派的具體批評：1974 年反加價運動的例子

據同一來源，社會派對國粹派的批評並非泛泛而談，而有具體案例可考：1974 年反加價運動（反對公共事業加價）期間，國粹派主導的宣傳活動中，一場「通脹展覽」被指「著墨過多於中國社會主義」，而非聚焦香港市民切身面對的加價壓力本身——社會派據此批評國粹派「以認中之名、行忽略本地民生之實」。這場具體的展覽爭議，是「認中」與「關社」張力從抽象口號落到實際宣傳操作層面的一個可考切片。

# 4.3 1976 年後的式微與社會派的延續：金禧事件

據同一來源，1976 年中國大陸「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原有的論述基礎（對內地政治路線的正面想像）受到直接衝擊，該派系在校園內迅速失去號召力、逐漸式微；此後學運的主導話語權更多轉向社會派一脈所強調的本地社會議題。

這一轉向在 1977–1978 年的金禧事件中得到具體體現。據 維基百科「金禧事件」條目^※及 思考香港刊文^※，九龍城寶血會金禧中學被揭發校方財政混亂（包括售賣學生用品謀取暴利、誤用政府撥款等），時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會長司徒華先生陪同三名教師向廉政公署舉報；師生其後於 1977 年 5 月赴港督府及天主教教區主教府請願、靜坐三日。港英政府一度宣佈解散金禧中學，教協向港督請願後，時任港督麥理浩取消解散決定，改為另立五育中學安置師生。據來源，約 400 名中二至中四學生在轉校過渡期間轉往港大及中大「補課」——中大校園由此直接成為這場跨校聲援行動的落腳點之一；1978 年 5 月 28 日，維多利亞公園舉行聲援大會，參與人數達兩萬人規模。據來源，金禧事件也是教協在成立四年後奠定其社會地位的關鍵一役，此後教協長期積極參與教育與社會議題。

金禧事件本身是一宗獨立的中學管治爭議，非本文核心，此處僅取其與「火紅年代」路線之爭的銜接點：一批深受社會派「關社」論述影響的大專學生，在國粹派式微、「認中」話語退潮之際，把關注焦點實質性地投向本地基層教育不公——中大補課點的設立，是這條「關社」路徑在中大校園留下的一處具體印記。金禧事件詳細經過超出本文範圍，不作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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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對中大學生政治的影響

中大學生（經各書院學生會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火紅年代」學運的重要參與者，而國粹派「以中大為大本營」的定位，使這場路線之爭在中大校園內的烈度，某種意義上比其他院校更為直接。這場路線之爭對中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 學生組織的路線競爭：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化，反映在學生會、學聯等組織的內部路線競爭中（學生組織史見 student-organisations-history.md）；國粹派既以中大為大本營，在學生會與學生報等組織的話語權爭奪中，自然也居於相對主動的位置。
• 學生政治的早期分型：這一時期形成的「認中」與「關社」兩種取向，某種意義上是香港學生政治光譜的早期分型，影響延續到此後數十年——許多當年的學運參與者（見上節人物羣像），日後分別走入建制、專業、傳媒、學術等不同領域，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各自當年的路線取向；港大一脈的梁錦松先生案例（見 §1.4）説明這一分型並非中大獨有。
• 與中文運動的銜接：火紅年代的學運，與同期的 中文運動 在時間與人羣上高度重疊——許多參與者既投身語言權利的爭取，也捲入路線之爭；學生社會參與史所記述的新亞學生社會服務團等組織，亦活躍於同一時期，呈現出當年中大學生社會參與的另一條更貼近基層服務、較少路線色彩的支線。
• 運動的退潮與轉向：國粹派 1976 年後式微、社會派借金禧事件延續「關社」路徑的具體經過，詳見上節 §4；此後大專學運的整體重心，亦隨香港社會步入 1980 年代「前途問題」討論期而有所轉移。

歷史的迴響：「認中」與「關社」的張力——把關注重心放在「中國」還是「香港」——並非 1970 年代獨有。它以不同形態，在此後香港社會與學界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中反覆浮現。火紅年代的這場路線之爭，因此可視為香港身份認同議題的一個早期源頭。本館只記錄歷史上的路線分化與各方歸屬，不延伸評論當代議題。

# 相關閲讀

• 學生運動通史 — 中大學運的完整時間軸，含保釣、中文運動、六四、雨傘運動及學生會/學生報沿革
• 中文運動深考 — 與「火紅年代」同期、同一批參與者高度重疊的語文維權運動
• 學生組織史 — 按學生會、書院學生會、學生媒體等組織線索梳理的興衰時間線
• 學生社會參與史 — 新亞學生社會服務團等更貼近基層服務、較少路線色彩的同期支線
• 內地生與兩地張力 — 「認中」議題在當代校園的延續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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