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學院創院考：2004年香港第三所法學院與JD/PCLL體系

一句話結論：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CUHK Faculty of Law)2004年5月獲批立項，是繼港大、城大之後香港第三所法學院，2006年開班、2008年8月升格為學院並開辦首屆PCLL，以「普通法與中國法交匯」為定位。

本文屬01學術模塊·制度考據。所述為有官方與新聞檔案支撐的機構史，涉及的院長、法官等均為中性建制語境下的實名記述。法律學院課程結構（LLB/JD/PCLL學分與執業路徑）詳見 programs.md；八大學院成立年譜與院長表見 faculties.md，本篇不重複課程細目，專注「創院」這一段從無到有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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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遞交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發展建議書、一片還在打樁的中環工地、八間圍着工地轉的辦公室——2004年前後，香港中文大學要辦一所法學院，幾乎是白手起家。此前三十餘年，全香港只有兩所院校能授法律學位；當中大宣佈要補上「第三所」時，外界的第一個疑問往往是：為什麼這麼晚？第二個疑問則是：一所法學院，真能在一年之內建起來嗎？本篇按時間線考據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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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04年之前：為什麼香港長期只有兩所法學院？

要理解中大法律學院「創院」的分量，得先看它出生時的行業格局。在2004年之前，香港的法律高等教育長期由兩所院校壟斷，且兩者都經歷了「先設系、後升格」的漫長過程。

香港大學是本地法律教育的起點。據法律教育史料，港大的法律學系於1969年成立，1984年升格為法律學院^※；它不僅是香港第一所培養本地法律人才的機構，也長期是唯一一所。第二所要等到近二十年後：香港城市大學（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的法律學系於1987年設立、1993年升格為法律學院^※。也就是説，直到1990年代，香港每年的本地法律畢業生幾乎全部出自這兩所院校。

這一格局背後，是一套高度受管制的執業准入體系。在香港，要成為律師(solicitor)或大律師(barrister)，僅有法律學位並不夠——還須完成一張名為「法學專業證書」(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PCLL)的職業訓練課程，再經實習方可執業。PCLL由香港大學於1972年首創^※，此後長期只有港大、城大兩校獲授權開辦。誰能開PCLL，誰的畢業生才有直通香港執業的「快車道」；這道門檻，也構成了新法學院進場的最大難關。

進入2000年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爭議解決中心，對既懂普通法、又通中國內地法制的法律人才需求持續上升；而兩所法學院的學額，相對於市場需求與報讀人數，已顯緊張。增辦第三所法學院，由此從學界議題上升為高等教育規劃議題。對中大自身而言，作為一所綜合研究型大學，長期缺一門法學，也是學科版圖上的一塊空白——這塊空白，恰在2004年被填上。

這張表解釋了一個常被誤讀的時點：中大法律學院「2004年」指的是法律學部(School of Law)獲批立項的年份，而非升格為「學院」(Faculty)的年份（那是2008年）。港大與城大同樣都走過「先設系、後升格」的兩段式路徑，中大隻是把這條路走得更快——從學部到學院僅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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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04年這一步：UGC建議書與「第三所」的誕生

中大辦法學院的決定，走的是香港公立大學擴充學科的標準程序：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提交學術發展建議書，爭取新課程的經費與學額。

據英文維基百科整理，中大在遞交2005–08年三年期(triennium)學術發展建議書^※時，把創辦法律學院列為核心項目；建議獲接納後，法律學部作為「香港第三所、也是當時最新的法學院」正式立項。校方對外宣佈這一決定的時點，據中文維基百科為2004年5月10日^※——這也是「2004年創院」説法的直接由來。

值得留意的是立項與開課之間的時間差。據中文維基百科，法律學部於2005年9月初步成立，但在2006年開課前並未提供任何課程^※；而中大法律學院官網的大事記則把學部成立記為2004年9月^※。兩處口徑存在約一年的出入，可能源於「獲批立項」與「行政上正式掛牌」這兩個節點的不同界定。本篇並置兩説，不作裁定：可確定的是，2004年為決策與獲批之年，2006年為實際開課之年，中間的一年多，是學部從紙面走向實體的籌建期。

這段籌建期的緊迫，構成了創院史裏最具張力的一幕：一所法學院，要在開課前一年內，從零建起全部課程、場地與師資。

這裏有一個容易被略過、卻頗能説明香港高等教育財政邏輯的細節。中大要辦法學院，並不是簡單地「向政府要一筆錢」就能開張。UGC資助的本科學額有嚴格上限，增辦一個受資助的LLB名額，牽動的是整個三年期的撥款盤子；而研究生的自費(self-financed)課程，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學費自負盈虧。這就決定了創院團隊的現實策略：不能只等本科學額慢慢到位，而要先靠自費的JD與LLM課程把規模、師資與現金流迅速撐起來。理解了這一層財政約束，才能理解下一節裏那組「本科少、研究生多」的反常招生數字——它不是偶然，而是一所新學院在受管制的資助體系裏，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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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年之內建一所法學院：創院團隊與「工地旁的八間辦公室」

法律學部獲批後，隨即進入密集籌建。主持這項工程的，是被委任為創院負責人(Director)的刑事司法學者麥高偉(Mike McConville)教授——他同時獲任西門法蘭士李氏法律講座教授(Simon F. S. Li Professor of Law)^※。據中文維基百科等資料，創院副院長為國際法學者凌兵教授與知識產權法學者彭道敦(Michael Pendleton)教授^※；學部的首任籌劃主任(Planning Officer)則據官網記為應女士(Mrs. Diana Ying)^※，麥高偉帶領的初創學術團隊約十人^※。

創院之初的工作條件，後來被創院成員之一、日後出任院長的沃爾夫(Lutz-Christian Wolff)教授在一次訪談中回憶得相當具體。據香港律師會刊物《Hong Kong Lawyer》，他形容當時：

「Back then, there were eight offices around a construction site, which was to become our first boardroom.」（那時，有八間辦公室圍着一片工地，那片工地日後成了我們的第一間會議室。）(Hong Kong Lawyer)^※

據同一訪談，團隊每天早晨面對的是「桌上厚厚一層灰、施工不斷的噪音」，以及深夜裏的電郵討論^※。沃爾夫把這段衝刺概括為一句話：他們「只有一年時間去創設全部課程、在中環美國銀行中心建起中大研究生法律中心、招募更多同事，並吸引學生一年後來入讀」^※。

這段回憶裏藏着創院模式的一個關鍵選擇：法律學部並非先在沙田本部蓋樓，而是把研究生課程與辦公重心放在中環的美國銀行中心——即日後的「研究生法律中心」(Graduate Law Centre)。把法學院的一隻腳直接踩進中環的商業與司法核心區，讓師生貼近律所、法院與仲裁機構，這一「雙校區」佈局從創院第一天起就已定型，並延續至今（本科在沙田、研究生與PCLL在中環）。

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能説明創院團隊對「身份感」的看重：學院名牌上那兩個中文字「法律」，據官網，是由中大社會學講座教授、前副校長金耀基(Ambrose King)榮休教授親筆題寫的書法^※。一所以普通法為主幹的新學院，請一位社會學家用中國書法題寫院名，本身就呼應了它「中西法制交匯」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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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反常的起步順序：為什麼先招JD和LLM，而非LLB?

一般人想像一所法學院，首先想到的是四年制的法學士(LLB)。但中大法律學院的首屆招生，順序恰恰相反——研究生課程的規模，一開始就遠大於本科。

據中大法律學院官網大事記，2006年9月首度開班^※時，五個課程同步招入首屆學生，人數分佈懸殊：

數字對比很直白：首屆本科LLB僅48人，而單是JD一個課程就有221人，三個LLM方向合計137人。換言之，中大法律學院是以研究生課程起家的——這在香港法學教育史上並不常見，卻有其現實邏輯。

原因有二。其一是收入結構：JD與LLM多為自費(self-financed)課程，學費自給，能在UGC本科學額尚未完全到位的創院初期，迅速形成規模與現金流。這一點在2008年升格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彼時全學院約1,100名學生中，本科生僅180名，自費研究生課程學生卻多達920名^※。其二是人才結構：JD面向已持其他學科本科學位、有意轉行法律的成年學生，LLM面向在職法律與相關行業人士，兩者都能在短週期內招滿、快速產出畢業生，為新學院積累聲譽與校友網絡。四年制LLB則如同一棵慢生的樹，要到入學四年後才結出第一批果實。

這一「研究生先行、本科殿後」的起步順序，是理解中大法律學院早期畢業生時間表的鑰匙：它決定了最先走出校門的，不是本科生，而是JD與LLM學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外界常説的「2008年首屆畢業」其實是一個模糊説法——不同課程的「首屆畢業」時點各不相同，詳見下節。

關於LLB與JD兩條入讀路徑在學分、修業年限、適讀對象上的具體分野，以及它們如何共同銜接PCLL執業，本篇不展開，詳見 programs.md 的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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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首屆畢業生是哪一屆？逐課程盤點

「中大法律學院哪一年出了第一批畢業生」是個看似簡單、實則要拆開回答的問題。由於各課程學制不同、開辦時點不同，首屆畢業的年份也就參差不齊。據中大法律學院官網大事記，可整理如下：

這張表糾正了一個常見誤解。最先畢業的並非本科生，而是2007年的首批JD畢業生（僅2人）與58名LLM畢業生^※——他們比首屆LLB本科生早了整整三年離校。首屆LLB要到2010年才畢業，共46人^※，與2006年入學的48人相比幾無流失。至於研究式研究生(MPhil/PhD)，據官網2007年才招入首批共4人^※，2010年畢業。

若一定要給「首屆畢業」一個標誌性年份，更準確的説法是：2007年產出了學院最早的授課式研究生畢業生，2009年產出了首屆完成職業訓練、可銜接執業的PCLL畢業生，2010年才補齊了本科LLB這一環。三個年份各有分量，合起來才是這所學院「從招生到出師」的完整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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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2006年11月9日：一場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主禮的成立典禮

開班兩個月後，法律學部舉行了正式的成立典禮，規格頗高。據英文維基百科，學部連同其首屆LLB、JD、LLM學生，於2006年11月9日正式舉行揭幕典禮^※；據中文維基百科等資料，典禮由時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主禮^※。

請全港司法體系的最高負責人為一所新法學院主禮，其象徵意義不言而喻：它相當於香港司法界對這所「第三所法學院」的公開背書。對一所連會議室都還是工地的新學院而言，這場典禮是它從「籌建」走向「運作」的分水嶺。

值得區分的是三個容易混淆的時點：2004年是決策與獲批之年（法律學部立項），2006年9月是實際開課之年（五課程首度招生），2006年11月9日才是舉行成立典禮、對外正式亮相之年。三者相隔不過兩年，卻分別對應「批准—開辦—揭幕」三個不同性質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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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從「學部」到「學院」：2008年升格與PCLL授權

如果説2004至2006年是「從無到有」，那麼2008年就是「從有到全」——這一年，法律學部完成了兩件決定其地位的大事：升格為學院，以及拿到PCLL開辦授權。

第一件是升格。據英文維基百科，2008年8月1日，法律學部(School of Law)升格為法律學院(Faculty of Law)^※，官方解釋為「因應其規模擴大與發展」而作的調整；升格後，它獲得與文學院、理學院等同等的機構地位，成為中大第八所學院^※。前文已述，升格時全學院約有1,100名學生（180名本科生、920名自費研究生），規模在短短兩年內已相當可觀。

第二件、也是更具戰略意義的一件，是PCLL。據中大法律學院資料，首屆PCLL於2008年9月開辦^※。這意味着中大正式成為香港三所獲授權開辦PCLL的院校之一^※——另外兩所是港大與城大。

為什麼PCLL授權如此關鍵？因為它直接關係到畢業生能否「本地執業」。如前所述，在香港，LLB或JD學位本身不足以執業，必須再修畢PCLL、完成實習方可成為律師或大律師。一所法學院若拿不到PCLL授權，其本地畢業生就得擠進另外兩校有限的PCLL學額，或轉赴海外另尋資格。中大在開辦本科兩年後即取得PCLL授權，等於把「學位—職業證書—執業」這條完整鏈路一次補齊，讓它的畢業生得以在香港法律市場與港大、城大同台競爭。這一步，才真正讓「第三所法學院」名副其實。

據中大法律學院官網，首屆PCLL於2008年招入76名學生^※，翌年72人畢業^※——流失率極低，近乎全員通過。這批2009年走出研究生法律中心的畢業生，是中大法律學院歷史上第一批完成全套職業訓練、可直接銜接香港律師或大律師執業路徑的學生。從這一屆起，「中大出身的執業律師」不再是一個未來時的設想，而成了香港法律界逐年增加的現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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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PCLL之外：三所法學院如何分工與錯位競爭

補齊了執業鏈路之後，中大法律學院要面對的下一個問題是：在一個已被兩所老牌法學院佔據的市場裏，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從創院時的建制取向看，三所法學院並非簡單的重複設置，而是逐漸形成了各有側重的錯位格局。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是三者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校友網絡最深的一所，自1969年設系^※以來，長期是本地司法界、政界與大律師行業的主要人才來源，底藴深厚。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1987年設系、1993年升格^※，在實務導向與專業訓練上素有口碑。中大法律學院作為最年輕的一所，則從創院起就刻意避開「再做一所本地普通法學院」的老路，把差異化押在兩點上：一是國際化師資與國際視野，二是普通法與中國內地法制的交匯。

這種錯位，在創院首屆的課程設置裏已見端倪。當港大、城大以本科為主體時，中大偏偏以JD和三個方向的LLM（普通法、國際經濟法、中國商法）起步，把面向在職人士與轉行者的研究生教育做成了主力；而「國際經濟法」「中國商法」這兩個方向，更直接對應香港作為跨境法律服務樞紐的市場需求。可以説，中大法律學院的創院策略，不是與兩所前輩正面爭奪本地生源，而是在研究生、國際化與內地法制這幾塊相對空白的地帶，開闢屬於自己的賽道。三所法學院由此從「誰多誰少」的數量之爭，轉向了「各擅其長」的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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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任院長與「CUHKLAW20」：創院二十年

從2008年升格算起，法律學院至今歷經四任院長，任期銜接清晰。據英文維基百科與中大傳訊處資料整理：

一個耐人尋味的連貫性是：2019至2024年出任院長的沃爾夫，正是當年那位在「工地旁八間辦公室」裏熬夜籌建的創院成員；而2024年接棒的習超，則自2007年、也就是學院開課的次年起便在此任教。換言之，近兩任院長都是從創院初期一路成長起來的「內部人」，這在一所僅二十年曆史的學院裏，構成了難得的機構記憶延續。

到2026年，法律學院迎來創立二十週年，官方以「CUHKLAW20」標識紀念^※。二十年，恰好也是它從「工地旁八間辦公室」成長為一所在國際排名上有一席之地的法學院所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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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定位：普通法與中國法之間

中大法律學院從創院起就為自己選定了一個區別於港大、城大的座標：不滿足於只做一所本地普通法學院，而要充當「普通法與中國內地法制之間的橋樑」。據中大官網學院頁，學院的宗旨是：

「to bring the common law and Chinese law systems together with other legal traditions to promote justice and safeguard the rule of law.」（把普通法與中國法系，連同其他法律傳統匯聚一處，以促進公義、維護法治。）(Faculty of Law, CUHK)^※

這一定位落在建制上，有幾個可觀察的支點。其一是國際化的師資：據學院官網，教職員來自超過20個不同司法管轄區^※；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將中大法律學院評為全球「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 outlook)排名第一的法學院^※。其二是不分系的整體運作：與許多按學科分系的法學院不同，中大法律學院以學院整體運作、不設學系，課程橫跨本科、研究生與專業證書三層。其三是中國法與國際法並重的課程方向：從創院首屆就同時開辦「普通法」「國際經濟法」「中國商法」三個LLM方向，可見其自始便把內地法制與國際經貿法列為特色。

「不分系」這一點，值得再多説一句，因為它不只是行政安排，更折射出創院者的一種取捨。在多數歷史悠久的法學院裏，學科按公法、私法、商法、國際法等分設學系，教研資源沿系而聚，好處是專業縱深，代價是壁壘與本位。中大法律學院從創院起就選擇以學院整體運作、不設學系，讓一個規模不大的年輕團隊能靈活地跨領域組織課程與研究——這在創院初期「十人團隊、八間辦公室」的條件下，幾乎是唯一可行的組織形態，後來則被保留為一種制度特色。它與中大整體「學院負責學術、書院負責全人、研究院統籌研究生」的三層治理相呼應，卻又因法學院自身的小而整，呈現出與其他大學院不同的緊湊氣質。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回看，創院初期押下的幾注，大體都兑現了。國際化的師資與「國際視野」評價，讓這所年輕學院在全球法學院的能見度上後來居上；以研究生和內地法制為特色的錯位策略，則讓它在港大、城大的夾縫裏穩住了自己的生源與定位。這些成果的具體排名與研究數據，不在本篇展開——本篇要留住的，是這些成果背後那段「從工地到學院」的起點。

需要説明的是，本篇聚焦創院史與定位，不展開學院的排名與研究表現（如香港研究評審工作RAE排名、QS法律學科排名、模擬法庭賽績等），這些內容與四任院長的詳細履歷，歸於 faculties.md 的法律學院深度檔案；而LLB/JD/PCLL的學分結構、執業年限與雙學位安排，則見 programs.md。三篇分工：本篇答「怎麼來的」，faculties答「現在什麼樣」，programs答「課程怎麼讀」。

回到開篇的兩個疑問。為什麼香港遲至2004年才有第三所法學院？因為法律執業准入體系高度受管制，PCLL長期只由兩校開辦，新學院進場門檻極高，直到2000年代人才需求上升、UGC規劃鬆動，機會才成熟。一所法學院真能在一年內建起來嗎？中大用「工地旁的八間辦公室」給出了肯定的答案——2004年立項、2006年開班、2008年升格並拿下PCLL，四年之內，一所白手起家的學部長成了香港法律教育版圖上不可迴避的第三極；而那片曾經塵土飛揚的中環工地，如今已是它最核心的研究生課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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