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斯親王醫院與 2003 年 SARS：中大教學醫院的臨牀史

本文為參考區（11 醫學）事實型檔案，不標可信度徽章。涉及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內容，嚴格依據學術與官方來源記述臨牀、流行病學與防控事實，不作渲染、不戲劇化、不涉及任何個人隱私。醫學院架構與各臨牀學系總覽見 faculty-of-medicine.md；創院史與創院院長見 faculty-of-medicine-founding.md；醫學院深度檔案見 01-academics/deepdive-medicin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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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座為新界東而建的醫院

要理解威爾斯親王醫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PWH)為何在 2003 年站上風暴最前沿，得先理解它是一座怎樣的醫院——它從一開始，就是為「容納大量病人」而設計的區域級急症醫院，而非小型專科診所。

據 英文維基百科^※與 南華早報對其開幕的回顧^※，這家位於沙田、與中大校園毗鄰的公立醫院，工程於 1979 年 12 月 1 日動工，原定 1982 年 9 月完工、1983 年 5 月運作，後因工程延誤推遲約一年：

• 1982 年 11 月 1 日，由肯特公爵夫人(Katharine, Duchess of Kent)主持啓用禮；
• 主體工程於 1983 年 11 月完成；
• 1984 年 5 月 1 日正式投入運作，即在動工七年後開始收治病人。

它有兩個常被提及的「香港第一」與規模標籤：其一，據來源，威爾斯親王醫院是香港首家全空調的公立醫院——在 1980 年代，全院中央空調本身就是一項現代化的標誌；其二，它從啓用之初便是一座大型醫院，據報道開院時已設約 1,400 張病牀，服務新界東近 70 萬人口。

隨後數十年，這家醫院持續擴張，逐步成為新界東醫療體系的樞紐。據 醫院管理局威爾斯親王醫院「History」頁面^※:

• 1994 年 11 月，邵逸夫爵士癌症中心(Sir Yue-Kong Pao Centre for Cancer)啓用；
• 2010 年 10 月，主樓及創傷中心(Main Clinical Block and Trauma Centre)投入運作，提供深切治療、手術室與日間服務，總樓面面積約 71,500 平方米、樓高 14 層；
• 據該院資料，它覆蓋醫管局七個醫院聯網中地域最大的一個——新界東醫院聯網，服務沙田、大埔、北區、西貢及東面離島居民。

據 英文維基百科^※，今日的威爾斯親王醫院提供約 1,807 張病牀與 24 小時急症服務，員工約 5,500 人，是新界東醫院聯網的區域急症醫院。神經外科是它另一個具區域意義的強項——據 一篇回顧威院神經外科發展的學術文章^※，其神經外科部獲授自主地位、配 40 張急症病牀與專屬深切治療病房，在新界東自成一支重要的外科專科。

它首先是中大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據 中大醫學院官方頁面^※，作為中大醫學院最大的教學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數十年來協助中大培養了逾 5,000 名醫護專業人員，並支撐了大量醫學研究。換言之，它不只是看病的地方，更是中大醫學教育與臨牀科研的「心臟」。在「教學醫院」模式下，醫院的臨牀現場即是醫學院的課堂與實驗室——這一格局，使它在 2003 年的公共衞生危機中，處於風暴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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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03 年 3 月 4 日：8A 病房的一名肺炎病人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SARS)疫情中，威爾斯親王醫院是香港最早出現院內爆發的地點之一。它的爆發，可以精確追溯到一名病人、一間病房、一個臨牀決定。以下事實，嚴格依據 發表於《柳葉刀》(The Lancet)、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團隊撰寫的論文（PMC 全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關於此次爆發的論文^※、美國 CDC《新發傳染病》(EID)關於「指標病人」的文章^※及 香港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第六章^※等公開來源記述：

據這些學術來源，一名 26 歲男子於 2003 年 3 月 4 日因社區型肺炎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 8A 病房；他自 2 月 24 日起有發熱、寒戰、僵直等病徵，入院初期對抗生素反應不佳。據 EID 文章，他此前曾到訪九龍一家酒店，而一名來自中國南方（中山）的 64 歲醫生曾在該酒店停留——這一接觸鏈，後來被認為是病毒進入威院的源頭（該酒店即歷史記錄中的京華國際酒店 / Metropole Hotel）。

據 英文維基百科整理的時序^※，這名病人其實並非 3 月 4 日才第一次求醫：他早在 2 月 28 日已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求診，當時被診斷為「呼吸道感染」，處方藥物後即獲准離院回家；直至病情未見好轉，才於 3 月 4 日再次到急症室、並被安排收入 8A 病房。這一細節意味着，在他真正入院、病毒開始在病房內擴散之前，已有近一週的時間差——當時的接診流程裏，沒有任何環節把一名「反覆呼吸道感染」的病人，與數日前一名來自廣州、曾入住同一酒店的患病醫生聯繫起來。這正是回顧早期 SARS 應對時反覆被提及的困境：在缺乏檢測工具與病原體認知的階段，個案層面的「合理診斷」，仍可能在系統層面釀成大規模傳播。

這名病人，後來被確認為威爾斯親王醫院院內爆發的指標病人(index patient)。據立法會報告，他入住 8A 病房時，並未觸發包括飛沫防護在內的感染控制措施，亦未啓動病例調查與接觸者追蹤——在當時，沒有人知道這是一種全新的、高傳染性的呼吸道疾病。

一個臨牀細節，改變了傳播規模：據上述學術來源，這名指標病人接受了霧化支氣管擴張劑治療——具體為沙丁胺醇(albuterol)0.5 毫克，經噴射式霧化器(jet nebulizer)以每分鐘 6 升氧氣輸送，每日四次、連續約七天，至第 8 天停用。多篇研究指出，霧化治療可能增強了病毒在病房空氣中的擴散；此次事件之後，對懷疑 SARS 的病人即停止使用霧化吸入。這一改變，是從慘痛經驗中學到的感染控制教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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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天之內：8A 病房的院內爆發

病毒在 8A 病房及其後的傳播速度，在當時是前所未見的。據上述學術與官方來源，關鍵時序如下（均依公開來源，數字以原文為準）：

據這些研究，在 8A 病房受影響者中，不僅有醫護人員，也包括在病房實習的醫學生與探訪者——這正是「教學醫院」在疫情中的脆弱處：病房裏同時有病人、醫護、學生與家屬，人員密集而流動。受感染的醫護與學生其後多被隔離收治，部分醫護本身亦成為重症病人。

據 英文維基百科整理的數據^※，若把統計口徑拉開——8A 病房內與指標病人有直接接觸者最終共 143 人受感染，若計入其後在全院範圍內的擴散，則共 239 人受影響，兩者與《柳葉刀》論文所記「3 月 25 日已有 156 人因 SARS 入院」的數字，分別對應「病房直接接觸者」「全院累計」與「某一時間截點的住院人數」三種不同口徑，並不互相矛盾。同一篇論文與《柳葉刀》報告均指出，院內感染擴散幅度之大，與兩項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其一是 8A 病房本身病牀擁擠，病人間距過近；其二是大樓通風系統老舊，被認為「很可能」加劇了病毒經空氣傳播的範圍——這與前述霧化治療一併，成為此後香港醫院檢討病房設計與空調系統的直接依據。

這一連串院內傳播，使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為研究 SARS 院內傳播模式與防控措施的最早、最重要的現場之一。它回答了一個當時全球都在追問的問題：這種新病在醫院裏如何傳播、傳播得多快。

本館記述原則:SARS 是造成人員傷亡的重大公共衞生事件。本文僅依學術與官方來源記錄臨牀與流行病學的客觀事實（入院時序、感染人數、防控研究），不渲染、不戲劇化、不涉及任何個人隱私、不點名一線個人。對一線醫護在疫情中的付出與承受的風險，本館以剋制的筆觸致以應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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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封樓分隊：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應急響應

面對一種當時連病原體都尚未確認的新病，威爾斯親王醫院在數日之內組織起了一整套應急機制。據 英文維基百科整理的應對記錄^※與前述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報告，醫院管理層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 封鎖主樓八樓：限制人員進出 8A 病房所在的樓層，減少交叉暴露；
• 暫停部分非緊急服務，騰出資源集中應對疫情；
• 醫護分隊制：將內科醫療團隊一分為二——一支「污隊」(dirty team)專責照顧 SARS 病人，另一支「潔隊」(clean team)則完全隔絕於 SARS 病房之外，以保住一部分不暴露病毒的醫護力量，維持醫院其餘日常運作。據該來源，污隊由時任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沈祖堯（其後出任中大校長）領導——他本人其後亦因近距離照顧病人而感染，康復後繼續投入抗疫工作。

據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刊物《大學線》對當年一線醫護的訪問^※，一線人手與防護物資在爆發初期一度極為緊張：一名放射治療技師回憶，當時管理層每週僅按紙袋分發一個 N95 口罩，並叮囑不能弄丟或損壞，因為沒有替換；為收治受感染醫護，醫院一度將部分外科病房臨時改造為隔離設施，當值人員需穿着全套防護裝備連續工作近八小時，常常全身濕透。這些細節，與前述學術論文中「病牀擁擠、通風老舊」的結構性問題相互印證——威爾斯親王醫院在 2003 年的處境，既是一次醫學意義上的院內爆發，也是一次醫療資源與制度準備不足的壓力測試。

疫情過後，8A 病房作為爆發原點被反覆提及，醫院其後將其重新編號為 8H 病房，以避免與後來落成的住院主樓病房編號混淆——這也是威爾斯親王醫院歷史上，少數因單一事件而更改病房代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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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從病房到論文：中大團隊的學術貢獻

威爾斯親王醫院與中大醫學院在此次疫情中，並不只是「受衝擊的一方」——它們把臨牀現場迅速轉化為可供全球借鑑的科學知識。這一點，是中大醫學「教研醫一體」模式在危機中的正面體現。

其一，臨牀經驗的國際發表。 上述發表於《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新發傳染病》等頂級期刊的論文，大量基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的一手數據。它們向國際醫學界提供了 SARS 院內傳播的早期一手臨牀記錄——入院時序、醫護感染曲線、霧化治療的傳播效應、防護措施的得失。在一種全新疾病的早期，這類來自爆發現場的可靠數據，價值無可替代。

其二，病毒基因層面的貢獻。 據 一篇綜述中大 SARS 冠狀病毒分子流行病學數據的論文(PMC)^※，中大的微生物學團隊是全球第三個公佈 SARS 冠狀病毒完整基因組序列的研究組（其分離株命名為 CUHK-W1），並陸續測定了多株完整與部分基因組（如 CUHK-AG01 等），用於研究疫情中是否存在不同毒株。換言之，中大不僅記錄了「病怎麼傳」，也參與回答了「這是什麼病毒」。這部分科研的總體敍事，另見 01-academics/deepdive-medicine.md 與 04-research/state-key-laboratorie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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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臨牀史的長期意義

威爾斯親王醫院在 SARS 中的經歷，對中大醫學院與香港公共衞生體系都留下長遠影響：

• 感染控制的制度化:8A 病房院內傳播的慘痛經驗，直接推動了此後香港醫院系統在感染控制、隔離病房、負壓設施、個人防護裝備與霧化治療規程上的全面強化；
• 學術貢獻沉澱：中大團隊把臨牀與實驗室經驗轉化為頂級期刊的國際發表，使香港的 SARS 應對經驗進入全球醫學知識庫，為其後應對新發呼吸道傳染病提供了參照；
• 教學醫院的雙重角色：危機中，威爾斯親王醫院同時承擔「救治病人」與「產出知識」兩重角色——這正是教學醫院模式價值與代價的極端體現：它因人員密集而脆弱，也因教研合一而能迅速把現場轉化為學術。

這場疫情給全香港留下的代價是沉重的：據公開報道，2003 年香港 SARS 疫情共造成約 299 人死亡，當中包括多名殉職醫護人員；全港受感染的醫護人員中，威爾斯親王醫院是最早、也是院內感染規模最大的現場之一。此後數年，醫院系統在硬件與制度上均作出回應——除威院自身在病房設計、通風與隔離設施上的檢討外，醫管局其後在新界東以外的瑪嘉烈醫院另設感染控制中心，集中收治法定傳染病個案，成為香港應對其後禽流感、H1N1 等新發傳染病的核心設施之一；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亦按當局要求，加設配有負壓隔離功能的急救房，用於處理疑似傳染病病人。

然而，據 《大學線》對一線醫護跨越 SARS 與新冠兩場疫情的訪問^※，這些制度性補課並非全無遺漏。受訪的一名內科前線醫生在回顧時坦言，十七年之間「許多地方本應改善，但人手長期不足與防護物資短缺的問題依然存在」，2020 年初新冠疫情初起時，醫療系統在隔離設施與供應鏈韌性上，仍暴露出與 2003 年相似的緊張。這一對照本身頗具價值：它説明「一次危機推動一輪改革」並非線性的、一勞永逸的過程，教學醫院與公共衞生體系的韌性，需要持續投入才能維繫，而非僅靠單一事件後的短期補強。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故事，因此不只是一座醫院的建院史，更是中大「教研醫一體」醫學教育模式在真實公共衞生危機中的一次嚴峻檢驗，也是香港公共衞生體系韌性建設的一面鏡子。從 1984 年那座新界東的全空調新醫院，到 2003 年 8A 病房的爆發現場與污隊潔隊的分隊應急，再到頂級期刊上的一手論文與其後十餘年的制度補課——這條線索，串起的正是一所教學醫院最沉重也最關鍵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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