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院到九院：四年制改制與五所新書院的誕生(2006–2012)

一項中學學制改革，六年後在大學校園裏開出五所新書院——這不是巧合，而是一次環環相扣的制度連鎖反應。2006 至 2007 年間，中大密集接受五筆慈善捐款，設立晨興、善衡、敬文、伍宜孫、和聲五所新書院；2012 年「三三四」改制帶來的「雙軌入學」洪峯一到，這些新書院恰好準備就緒，把成員書院總數從四所推到九所。本篇梳理這一過程的制度邏輯、捐贈脈絡與設計理念，並在文末銜接二十年後同一批新書院最新一輪的制度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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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導火索：香港的「三三四」學制改革

進入 2000 年代，香港推行「三三四」新高中學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將大學本科由原本的三年制改為四年制，以與國際主流接軌。據 維基百科「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改革的醖釀並非一步到位：香港教育統籌局於 2004 年先發表諮詢文件，提出以「三三四」取代當時的「三二二三」學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預科二年、大學三年）；經過公眾諮詢，教統局於2005 年 5 月發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正式定案將於2009 年 9 月在中四級實施三年高中學制，大學則配合於 2012 年改為四年制，2009 至 2012 年是新舊學制並行的過渡期。據 CUHK 官方「Our Colleges」^※，這一改制對中大的書院制帶來直接衝擊：

• 2012 年，本科課程正式由三年制恢復為四年制（中大創校之初本即四年制，1972 年起一度改為三年，2012 年可謂「迴歸」）；
• 改制帶來一次性的學生人數激增——據官方，改制需容納逾 3,000 名新增本科生;
• 由於中大全部本科生均須隸屬一所成員書院，學生暴增意味着書院容量必須相應擴張；
• 招生制度層面亦同步轉軌：據 維基百科「大學聯合招生辦法」^※，2012 年是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成績首次成為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收生基準的一年，取代沿用多年的高級程度會考(A-Level)成績——這意味着新書院迎接的不只是人數更多的一屆新生，也是第一屆完全按新考試制度錄取的新生。

「雙軌入學」的特殊年份：2012 年是末代三年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俗稱「高考」）學生與首屆四年制（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學生同年入學的「雙辣椒」年份，學生人數為歷年之最。書院擴容若不到位，新生將無書院可歸——這正是中大下決心增設書院的現實壓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大書院新建的決策與捐款實際發生在 2006–2007 年，即改制生效前五六年；這意味着中大並非臨急抱佛腳，而是提前為一場已知會發生的學制地震預留了緩衝期。

據 維基百科「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2012 年首屆 DSE 與末代高考「雙軌入學」並非中大獨有的挑戰，而是全港八所資助院校共同面對的一次系統性擴容壓力——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於 2012 年為學校考生舉辦最後一屆（自修生延至 2013 年為止），首屆 DSE 亦同年開考，兩批考生同年放榜、同年入學，全港大學一年內本科新生人數幾乎翻倍。這一場景把中大的書院擴張放回了更大的座標系：不是一所大學的孤立決定，而是全港高等教育界共同經歷的一次結構性震盪（詳見第六節的跨校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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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擴張的形態選擇：不是擴大舊書院，而是新建「小書院」

面對擴招，中大本可選擇「把現有四所大書院進一步擴容」，但它選擇了另一條路：新建數所規模較小、定位鮮明的新書院。據 CUHK 官方書院制説明^※及各書院資料，新書院在設計上刻意區別於傳統大書院：

這一選擇的意涵是：中大借擴招之機，試驗一種「牛津劍橋式小書院」的全人教育模式——以小規模、全宿共膳、密切的師生互動，營造傳統大書院難以提供的緊密社羣體驗。換言之，五所新書院不是「為裝人而設的宿舍羣」，而是一次有意識的教育模式實驗。這場實驗也並非鐵板一塊：五所新書院內部又再分出兩檔——晨興、善衡、敬文三所走「全宿共膳」的極致路線，伍宜孫、和聲兩所則採「部分宿」（約半數宿生、半數走讀），規模也明顯更大（各約 1,200 人，是晨興的四倍）。換言之，「小書院」本身也是一個光譜，而非單一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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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捐贈脈絡：慈善家族與新書院的命名

新書院的設立高度依賴私人慈善捐贈——這亦延續了中大書院「以捐贈人命名」的傳統。據 CUHK History Gallery「Our Colleges」^※及官方資料^※:

# 3.1 第一波：2006 年

• 晨興書院(Morningside College)：2006 年 5 月，大學接受晨興基金會及晨興教育基金（陳樂宗、陳啓宗兄弟創立）捐助港幣一億元而設立；
• 善衡書院(S.H. Ho College)：同月，大學接受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捐助港幣 1 億 7 千萬元設立，紀念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何善衡。

# 3.2 第二波：2007 年

• 敬文書院(C.W. Chu College)：2007 年成立，捐款人為葉克勇先生(Peter Yip)，CDC 集團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初期捐款港幣一億元。書院以已故實業家、慈善家朱敬文博士(1906–1996)命名——朱博士自 1960 至 1980 年代設立獎學金，資助逾 700 名香港青年赴美留學，人稱「朱仔」。據 CUHK 官方新聞稿^※，葉克勇本人正是「朱仔」獎學金的受惠者之一，捐建書院是他「以最恰當的方式紀念朱敬文博士」的具體行動——這一捐贈因而不只是財富回饋教育的一般敍事，更是一條「受助人——回報母恩人——設立以恩人命名的書院」的完整閉環，在五所新書院的命名故事中較為特殊；
• 伍宜孫書院(Wu Yee Sun College)：2007 年由伍宜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助港幣 1 億 7 千萬元設立，紀念永隆銀行創辦人伍宜孫博士（1904 年生）。據同一新聞稿，基金董事伍步謙博士曾表示，其父伍宜孫雖未完成正規學業，卻深知教育之重要，晚年因而投身教育慈善事業；書院設計容納約 600 名住宿生及 600 名走讀生，是五所新書院中規模最大的一所；
• 和聲書院(Lee Woo Sing College)：由中大校董會於 2007 年 10 月創辦，捐款人最初匿名，直至 2010 年 1 月方揭盅為李和鑫博士，書院以其兄李和聲命名，2011 年招收首屆學生。

五所新書院的捐贈總額合計逾港幣五億元，且五位/五家捐贈人或其家族均出身香港金融、銀行或製造業，折射出香港戰後第一代企業家在功成名就後，普遍把「以教育回饋社會」作為晚年志業的共同選擇——這一現象本身，也是香港近代慈善文化的一個側面。

命名慈善家族的背景與各書院的院訓、建築見各書院深度檔案；五個命名家族各自的生平與捐款脈絡，另見 《命名書院背後的慈善家族：從何善衡到晨興基金會》 的專篇梳理，本篇不重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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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鍵時間線：設立年 ≠ 招生年 ≠ 入夥年

新書院的「成立」「招生」「入夥」三個年份常被混淆，而三者往往相差三至六年。據各官方與維基資料整理：

引用務必分清：常見説法「五所新書院於 2006–2007 年成立」指的是獲捐設立年，而學生實際入讀多在 2010–2012 年之間——恰好對接 2012 年四年制改制的擴招高峯。把「設立年」當成「招生年」是常見誤植。值得留意的是，敬文與和聲的首屆學生，在校舍尚未竣工時即已入學（敬文 2012 年招生、2013 年校舍方竣工；和聲 2011 年招生、2012 年校舍方完工），意味着這兩批新生有一兩年要借住其他書院或臨時宿舍——這是新書院籌建史上常被忽略的過渡期細節。各書院的精確年份以其官方檔案為準。

# 五張不同的營造圖紙：選址與建築團隊

五所新書院雖同屬一波擴招浪潮，選址與營造團隊卻各自獨立、互不重複，這也是「小而精」定位在建築層面的體現：

晨興與善衡兩院共享同一組建築師與承建商、選址亦緊鄰，這與兩院同屬「2006 年第一波、300–600 人全宿共膳」定位相呼應；敬文雖與晨興、善衡同屬最小規模一檔，卻另聘張廣揚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華潤營造承建，是五院中唯一使用不同營造團隊組合的一所。伍宜孫書院則把舊物納入新院：據 中大官方「續綠中大」專題^※，書院坐落逸夫書院旁一處山坡，約於 1973 年落成的舊教職員會所（又稱「大學賓館」）獲保留並改建成學生設施中心，設健身室、咖啡室及舞蹈室，中心位於中央庭院、被 U 形的宿舍大樓拱抱；兩座大樓的天台花園均裝設太陽能板，支持熱水系統。校舍啓用則明顯滯後於招生：據 伍宜孫書院官網「書院簡介·院史里程碑」^※，書院於 2012 年 9 月錄取約 300 人的首屆學生，2013 年 9 月才遷入自家校舍——對照本篇第三節所述「600 名住宿生及 600 名走讀生」的設計容量，可見該院從開學到坐滿有數年爬坡期。

善衡書院的院舍另有據可查的命名細節：據公開資料，其主要建築何添堂、利國偉堂與陳震夏館已於 2011 年落成並舉行奠基儀式，其中何善衡館設於地庫、面積約 900 平方米，是九院命名建築中較少見地以多位捐款人或校董分別冠名單幢建築的例子（相較晨興書院整幢主樓統一命名為晨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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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制度意義：書院制的「第三波」

回望中大書院制的演化，可見清晰的三波：

1. 第一波(1963)：崇基、新亞、聯合三所創校書院聯邦合組成立中大；
2. 第二波（1980 年代後期）：逸夫書院成立，書院增至四所；
3. 第三波(2006–2012)：為四年制擴招，新增五所「小書院」，書院增至九所，並引入全宿共膳的新模式。

這「第三波」的意義，不止於「多了五所書院」——它使中大在保留傳統大書院的同時，疊加了一層小書院的全人教育實驗，讓「書院制」這一中大最獨特的標籤獲得了新的形態。從 1976 年富爾敦改制把書院權力上移（見 13-governance-and-reform/fulton-reform-and-college-autonomy.md），到 2012 年借改制擴張書院數目與模式，書院制在中大半世紀間始終是一個活的、不斷被重新定義的制度，而非凝固的歷史遺產。

第三波擴張留下的制度遺產，至今仍體現在每名中大本科生的課表裏。據 《書院通識與高桌晚宴：九書院如何各自育人》，九所書院的「書院通識」(College GE) 共 6 學分，由各書院自行設計，晨興、善衡、敬文三所全宿共膳書院把通識與強制住宿四年綁定，崇基、新亞、聯合、逸夫等大書院則以每學期書院集會出席作考核，和聲與伍宜孫要求學生每學期至少出席兩次高桌晚宴或圓桌活動——三種考核方式恰好對應本篇第二節所述「全宿/半宿/走讀」三檔設計光譜，説明 2006–2012 年的建築與住宿選擇，最終沉澱為九院至今仍在運行的教學制度差異，而非僅止於一次性的擴招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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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他山之石：港大、科大如何應對同一場改制

中大以「新建五所小書院」應對 2012 年擴招，是它獨有的解法——因為書院制本身就是中大的獨有制度。同期其他資助院校面對同一場「雙軌入學」洪峯，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徑，兩相對照，恰好凸顯出中大方案的特殊性：

港大選擇的是「造一座新校園」的整體擴張路徑，科大與浸大選擇的則是「加建宿舍樓/教學樓」的純容量擴張，三者都未觸及各自的書院/宿舍治理結構本身——事實上，據 立法會文件^※所載教資會資助院校為配合「三三四」學制而提交的一系列宿舍及校園發展工程計劃，全港八所資助院校幾乎無一例外走的都是「加建硬件」的路徑。中大是唯一的例外——它沒有單純加建宿舍或擴建校園，而是借這次擴招之機，把書院制本身向前推進了一步，新增了整整五所具備獨立治理架構（各有院長、院務會、通識課程與學生組織）的建制單位。四校四種解法，也從側面説明中大書院制「既是宿舍、也是治理單元、也是通識教育載體」的三重屬性，是全港獨有的制度設計——這一屬性同時也埋下了本篇第七節所述、二十年後書院學生會須逐一面對「獨立註冊」要求的制度伏筆：正因書院不只是宿舍，其學生組織的法律地位才會成為一個需要單獨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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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十年後的迴響：新書院與「員生共治」的制度張力(2024–2026)

五所新書院誕生時，帶着「師生關係緊密、小社羣自治」的理想色彩；二十年後，恰恰是這批新書院，成為中大「書院學生會是否須獨立註冊」爭議的第一線。據 SCMP^※及稜角媒體^※等多家媒體報道，中大九所書院的學生會中，截至 2026 年 1 月已有七所先後停運，僅善衡、晨興兩所維持運作。

# 政策源頭：2021 年的獨立註冊要求

據 Yahoo 新聞^※，中大自 2021 年起規定，唯有按《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完成獨立註冊的學生組織方可運作——這是七所書院學生會停運的政策起點。全校層面的中大學生會已於 2021 年宣佈解散（詳見《校董會重組之爭》所述同期校政治理變動的背景），此後九所書院學生會曾一度各自繼續運作，其中善衡書院學生會早於 2013 年即已按《社團條例》完成獨立註冊，是九院中最早合規的一例；晨興書院學生會則於2024 年完成註冊，同獲中大學生事務處承認——這兩所書院也正是本篇第二至三節所述、最早確立「全宿共膳」定位的新書院。據稜角媒體報道，中大學生事務處網頁近年已刪去尚未完成獨立註冊的書院學生會名字，網頁上僅保留善衡與晨興兩所。

# 停運時間線：七所書院、兩年間陸續停擺

綜合多家媒體報道整理如下（各校方對個別日期的公開表述略有出入，均以報道原文為準）：

校方對媒體查詢的統一回應口徑是：只有完成獨立註冊的學生組織方可運作，不會承認未按《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辦理獨立註冊的團體「聲稱」為書院學生會或其成員。

# 各方説法：員生共治、三輸論與「怕事交功課」

多間書院學生會的告別信均提及，即使嘗試推動註冊程序，仍被告知須停運。曾任 1999 至 2000 年度聯合書院學生會的馮家強接受稜角媒體訪問時表示，中大一向標榜書院制與「非形式教育」，「書院學生會作為學生活動的重要舉辦者，就是中大非形式教育的非常重要一環」，形容校方此舉是「掌自己嘴巴」的自相矛盾；他在另一次受訪時並質疑校方此舉與「大埔火災後中大學生因派傳單被捕」一事的時間點相近，推斷「中大怕事要『交功課』」——這一説法屬個人推斷，未見校方正面回應或證實。同為受訪者的 2009 年度新亞書院學生會前幹事田方澤則指停運是「三輸」的結果，質疑「中央給壓力，要書院學生組織結束，這是一個很難令人接受的狀態」。一名化名「T」的已畢業前幹事對稜角媒體表示，書院學生會對向院方反映學生意見十分重要，停運後學生將失去一條溝通渠道，可能令決策變得「離地」；她亦認為，屬會日後或可重組，但「少咗就係少咗」。

這一連串停運恰好集中發生在晨興、善衡、敬文、伍宜孫、和聲這一批以「全宿共膳、師生緊密」為創院理念的新書院、以及逸夫、新亞、聯合、崇基這幾所歷史更長的書院身上，形成一種意味深長的對照：二十年前，晨興、善衡等新書院以「小社羣、近距離師生關係」作為差異化賣點而生（見本篇第二節）；二十年後，書院學生會——本應是這種「緊密社羣」自治精神的載體之一——卻在統一的行政註冊要求下集體停擺，唯獨最早完成獨立註冊的善衡、晨興兩所全身而退。這一制度張力與全校層面 2023 年《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校董會重組（見《校董會重組之爭》）、以及書院與中央學生組織的結構性關係（見《學生組織架構背景卡：中央莊、九書院學生會與「上莊」生態》），共屬同一條「校政治理集中化」的長線脈絡。本篇僅據公開報道並置呈現各方説法，不作裁定；此議題的政治脈絡與全校層面的後續發展，另見校政與學生運動相關專題處理。據 《大學線》2026 年 2 月的追蹤報道^※，截至發稿仍未見任何一所已停運書院學生會重新完成獨立註冊或恢復運作；聯合書院學生會末屆會長受訪時形容自己「心空了一塊」，仍鼓勵同學以個人名義向書院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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