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校年代的「外援」网络：雅礼、联合董事会与冷战格局下的中大三院

香港中文大学 1963 年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三所书院联邦合组而成（创校史见 00-overview/history.md）。本文不重复三院各自校史，而专注一个常被一笔带过、却极具时代特征的侧面：三院在 1950–60 年代赖以存续与扩张的「境外资助网络」——它既是中大物质基础的来源，也是冷战格局在香港高等教育上的一道投影。各机构名称、年份、资助关系逐条挂源，各方诠释以归属句式并置，本馆不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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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个被低估的事实：中大三院都「靠外援起家」

1949 年前后，大批院校与学人因内地政权更迭南来香港。三所书院几乎同时在物资匮乏中草创，而支撑它们撑过最初十余年的，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北美与英国的资助网络。据各官方校史：

这一格局意味着：中大的「国际化」并非 2000 年代才出现的新议题，而是写在创校基因里的——只不过当年的「国际」是冷战阵营下的北美教会与基金会网络。

# 1.1 外援之前：一栋唐楼里的书院

要理解外援何以「救命」，得先看看它救的是什么样的窘境。据 维基百科「新亚书院」条目^※，新亚的前身亚洲文商学院于 1949 年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南来学者创办，最初借用九龙伟晴街一所中学的三间课室在夜间上课；1950 年 3 月改组易名新亚书院，靠王岳峰先生的资助，才在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号租下三、四楼两层作校舍——由钱穆任院长兼文史系主任，唐君毅任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张丕介任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所谓「桂林街时期」，就是一栋唐楼里挤着一所要「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的书院；学生半工半读、教师减薪授课，办学经费常朝不保夕。正是在这样的底子上，1954 年后接踵而至的北美资助，才被后来的校史反复形容为「雪中送炭」。崇基与联合的草创同样清苦——三院几乎是在同一片物资匮乏的土壤里，各自向不同的境外网络伸出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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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崇基学院与「联合董事会」

# 2.1 十三所在华基督教大学的香港续脉

据 崇基学院官方简史^※，崇基学院于 1951 年 10 月由香港的基督教教会代表创立，旨在为「既中国又基督教」的本地高等教育提供机构。崇基承接了昔日内地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传统——1950 年代初，内地的基督教大学相继停办，大批青年来港，渴望延续学业，崇基应运而生。据该官方史，创办人包括时任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Bishop Ronald Hall)、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博士、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欧伟国先生等。

# 2.2 联合董事会的角色

据 英文维基百科关于联合董事会的条目^※，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前身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1922 年于美国纽约成立，最初宗旨是协助在华十余所基督教大学统筹资源、聘师、购置设备并向海外募款。内地基督教大学相继停办后，该组织手握原本投向内地的募款渠道与人脉，将支持重心转向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崇基恰好成了这笔「无处可去的教会高教资源」在香港的主要承接者。

据 崇基官方简史^※，崇基的扩张倚仗三条并行的输血管：来自北美的联合董事会、同样源出教会大学脉络的岭南大学托事部（岭南大学在美募款与托管机构，随岭南 1952 年在内地停办而将部分资源导向香港），以及来自英国的亚洲基督教大学协会。三方合力之下，崇基于 1955 年依香港政府条例正式注册立案，并逐步在马料水建成永久校园——它是三院中最早与「教会高教国际网络」深度嵌合的一所（书院沿革见 10-colleges/chung-chi-college.md）。

# 2.3 外援的一个看得见的成果：马料水永久校园

联合董事会与岭南、英国协会的输血，最直观的产物是一片校园。据 崇基官方简史^※，1956 年崇基迁入新界马料水山谷的永久校址(「its permanent sit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beautiful Ma Liu Shui Valley」)。这一步的分量，要到七年后才完全显现：1963 年中大成立，正是以崇基所在的马料水一带为核心校园选址——今日中大主校园的地理起点，某种意义上就奠基于崇基当年用境外资助换来的这片土地。外援之于三院，并非抽象的账目，而是校舍、图书、师资这些日后长在中大身上的实体。

# 2.4 输血管里的人：范恩与联合董事会的驻港足迹

「联合董事会」不是一个抽象的账房，它有具体的经手人。据 崇基官方《联合董事会与崇基》^※，董事会 1951 年把工作重心由内地转向香港与台湾后，对崇基的支持覆盖面相当宽：补贴办学经费与教师聘用、发放学生奖学金、为马料水新校园拨建校款、捐赠外文图书、并资助书院多项事工。这几条线合起来，几乎托住了一所草创书院日常运转的大半。

经手这批资源的关键人物，是董事会长年的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范恩博士(Dr William P. Fenn)。据同一官方记载，1958 年范恩偕董事会司库帕尔默博士(Dr Henry C.T. Palmer)访港，由时任崇基院长凌道扬博士陪同视察——这是「境外供养人」与「本地受助方」之间一次有名有姓的直接对接，也说明当年的资助并非隔洋汇款了事，而是有人定期来看、来议、来定预算。时至今日，联合董事会仍在崇基校董会保有两个席位，是三院外援网络里少数延续到当代的制度性纽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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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亚书院与耶鲁雅礼协会

# 3.0 雅礼为何有资源转投香港

雅礼与新亚的结缘并非偶然，而是一段更长的在华办学史被时代拦腰截断后的「资源转向」。据 英文维基百科关于雅礼协会的条目^※，雅礼 1901 年以「耶鲁国外传道会」之名创立，选定湖南长沙为基地；1905 年 Edward H. Hume 医生抵长沙后，医学教育成为重心，校区先后发展出雅礼中学(Yali School)、雅礼大学与著名的湘雅医学院、护校及医院——湘雅一度被誉为华中、华南最先进的西医培训机构。到 1920 年代末，主要领导职位已多由华人担任，俨然一桩「中美合办」的事业。但 1951 年，长沙的雅礼产业被新政权接收，雅礼中学改名「解放中学」，最后一任代表 Dwight Rugh 于同年 5 月被逐离境。在华办学的门就此关上，雅礼手里却还攥着募款渠道、师资与办学经验——1954 年与新亚的结盟，正是这批「无处安放的办学资源」在香港找到的新出口。

# 3.1 一次访问促成的合作

据 新亚书院官方《雅礼与新亚的渊源》^※，1953 年，耶鲁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Harry R. Rudin 教授访港，与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会面；Rudin 为新亚的理想与早期成就所动，建议雅礼协会(Yale-China / Yale-in-China)向新亚提供支持。经数月磋商，1954 年初，雅礼正式与新亚建立合作关系。

据 英文维基百科关于雅礼协会的条目^※，雅礼协会 1901 年由耶鲁校友与师生创立，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以「Yale-in-China」之名运作，早期宗旨是在中国推广现代教育与医学。其与新亚的关系，据官方史所言，是「支持与协助、而非直接管理」——这与雅礼早年在长沙直接办学的模式有别。

# 3.2 资助的具体形态

据 新亚官方史^※，雅礼对新亚的支持是多层次、长时段的：

• 资助年度经常开支，缓解书院草创时期的财政压力；
• 派驻教学人员（Teaching Fellows / 雅礼「学士」）：据来源，自 1956 年起，雅礼委派耶鲁应届毕业生常驻书院，教授英文并协助课外活动；
• 校舍与图书：配合福特基金会等的捐助，推动新亚迁建农圃道永久校舍（1956–60 年间）及图书馆藏书建设；
• 学科扩充：据来源，1959 年随雅礼资助增加而设艺术系，1960–61 年间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理科学系相继成立；
• 语言中心：1963 年（中大成立同年）设新亚—雅礼中文中心（后发展为雅礼中文教学的相关机构）；
• 长期延续：据来源，1989 年设雅礼奖学金，1993 年起有耶鲁—新亚(YUNA)学生交流计划。

雅礼与新亚的渊源，被双方视为雅礼协会最持久的合作关系之一，延续至今逾一甲子。新亚校园「诚明馆」内即设有雅礼协会驻港代表处（书院侧见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雅礼与全校的长期纽带见 09-international/yale-china-association-historic-ties.md）。

# 3.3 从英文系到理学院：一笔资助如何变成一所大学的雏形

雅礼的钱最终变成了什么？答案不止是校舍，还有整整一个学科体系的骨架。据 新亚书院官方校史档案^※，农圃道第一期校舍占地逾四万平方英尺，内含课室、实验室、临时礼堂、宿舍与图书馆——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校园，正是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 1956 年 7 月建成入伙。此后学科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能对上一笔外援：1958 年，代表雅礼的罗维德牧师(Rev. Dr Sidney Lovett)推动新亚筹建理学院；1959 年雅礼资助增设艺术系；到 1963 年，由雅礼出资的农圃道校园第二、三期落成——一栋六层教学大楼加一座礼堂，恰好赶在中大成立那年为新设理科腾出空间。同年，新亚与雅礼合办中文中心（后发展为独立运作的语言教学机构，沿革见 09-international/yale-china-language-centre.md）。

把这条时间线排开看，一个规律清晰浮现：外援从来不是一次性的「捐一栋楼」，而是随着书院长大而层层加码的长期投入——先解决「有没有校舍」，再解决「开不开得出理科」，最后连教什么语言、怎么教中文都一并托底。到中大成立前夕，新亚已从桂林街那栋唐楼，长成一所有文有理、有本科有研究所、有中英双语教学能力的完整书院；而这份「完整」，很大程度上是北美资助一笔一笔喂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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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福特、哈佛燕京与基金会群：新亚背后的多方接力

雅礼协会常被视作新亚的「唯一外援」，实则不然——真正把新亚从旺角一栋租来的四层唐楼托举成一所有校舍、有理科、有研究所的书院的，是一整个美国基金会群的接力捐助。

# 4.1 福特基金会与农圃道校园（1956）

据 新亚书院官方「农圃道时期」页^※，新亚草创时期条件极为困窘——师生一度栖身天台、教师减薪甚至不支薪以维系书院。1956 年，赖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资助，新亚在九龙城农圃道建成第一座永久校舍，结束了颠沛的「桂林街时期」。福特此后长期以基础设施与研究经费介入香港高等教育；据 福特基金会香港资助档案^※，其在港资助延续数十年，涵盖多所院校。

# 4.2 雅礼独资的理科大楼（1960）

农圃道校园的第二期扩建，据 新亚官方史^※，是「由雅礼协会全额赞助」(wholly sponsored by the Yale-in-China Association)，于 1960 年 11 月落成，主要供新设的理学院使用。这与前一节所述「1959 年设艺术系、1960–61 年理科学系相继成立」的时间线正相扣合——先有外援校舍，才有学科扩张，是三院共同的成长逻辑。

# 4.3 新亚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

新亚不止办本科。1953 年，钱穆先生等在书院之外另设新亚研究所（New Asia Research Institute，早期亦称「东方文化研究所」），专攻中国文史哲的高等研究与研究生培养。据各方史料，研究所的早期运作依赖包括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在内的海外学术机构资助；哈佛燕京学社 1928 年由铝业巨头 Charles M. Hall 遗产创立，据 哈佛燕京学社官方史^※，自 1950 年代起以资助东亚顶尖院校学者的进修与研究为核心业务，新亚正是其在港的重点合作对象之一。研究所日后成为中大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一脉（书院沿革见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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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亚洲基金会与冷战「文化外交」的争议

在三院外援网络里，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 TAF)是最敏感、也最能说明「文化承续」与「冷战地缘」如何交织的一条线索。

# 5.1 一个后来被证实的机构底色

据历史学者 David H. Price 的专著 《Cold War Deceptions: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CIA》^※，亚洲基金会 1954 年由其前身「自由亚洲委员会」改组成立，实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proprietary)，宗旨是「以官方机构不便出面的方式，在亚洲开展文化与教育活动」。据该研究，在 1954–1964 年间，情报机构向亚洲基金会输送约 7,600 万美元，基金会借此在亚洲各地资助院校、分发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与期刊。这层背景在 1966–67 年经美国《Ramparts》杂志揭露、并因 Katzenbach 委员会的调查而在美国政坛发酵，此后情报机构对该基金会的直接资助被叫停。

# 5.2 新亚一侧的自述：「借力而非归附」

值得就近并置的是资助接受方的自我定位。据 Price 书中对新亚研究所一段的分析（转引自 H-Net 学术书评^※），新亚研究所的学人「对亲美并无多少兴趣，其志在以儒家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中国文化传统、抵抗他们视为最大威胁的马列主义」——亚洲基金会的冷战议程与新亚学人的文化理想「目标各异却彼此借力」。换言之，同一笔钱，出资方图的是阵营建设，受助方图的是「为往圣继绝学」；史料并未显示新亚在学术内容上受资助方指挥。

本馆据现有可靠研究并置两面：机构底色（亚洲基金会的情报背景，已由解密档案与学术专著证实）与受助方主体性（新亚学人的文化诉求）。二者不宜相互抵消，亦不宜由其一推断另一——这正是创校外援史最容易被简化的一段，故逐条挂源、克制陈述。

# 5.3 一张更大的网：中大只是其中一个节点

值得把镜头拉远一档：亚洲基金会对香港高等教育的介入，并非孤例，而是 1950–60 年代美国在亚洲铺开的一整套「文化冷战」布局的一部分。据 Price 的研究^※，在其运作的头十年，亚洲基金会向亚洲逾一万个受助对象分发了逾四百万册图书与近百万份期刊，遍及大学、图书馆、学生组织与出版机构；香港因其「自由港」与华人知识界枢纽的双重身份，成为这张网上的关键节点之一。1966 至 1967 年，《Ramparts》杂志接连披露多个基金会与情报机构的资金关系，美国政府随后成立 Katzenbach 委员会检讨，建议终止情报机构对此类组织的直接资助——亚洲基金会因此获得一笔「遣散费」以过渡到公开资金来源，得以延续至今并转型为公开运作的发展机构。对中大而言，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在于「谁被谁收买」的猎奇，而在于提醒：创校那一代的国际资助，从来不是纯粹的慈善，也不是简单的操控，而是各怀目的的多方在同一张桌上各取所需。

# 5.4 一篇杂志报道如何掀翻棋盘：Ramparts 与 Katzenbach 委员会

亚洲基金会的底色之所以由传闻变成信史，靠的是 1960 年代美国国内的一场自我揭露。据 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系列对 Katzenbach 委员会的记载^※，1967 年 3 月，左翼杂志《Ramparts》刊出记者 Sol Stern 的调查，揭露情报机构经由一批基金会向海外学生与文化组织秘密输款；风波迅速扩大，1967 年 2 月 15 日约翰逊总统已抢先委任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副国务卿 Nicholas Katzenbach 任主席，卫生教育福利部长 John W. Gardner、中央情报局局长 Richard Helms 为委员——检讨政府机构与境外运作的私人组织之间的资金关系。委员会建议终止情报机构对此类组织的直接秘密资助；据 GlobalSecurity 对 Katzenbach 委员会报告的整理^※，这一建议获总统批准后，对亚洲基金会的秘密拨款「须在最早可行时机终止」。基金会由此转向公开资金来源，得以延续并转型为今日公开运作的发展机构。

这张网在香港有其具体形态。据同批公开资料，亚洲基金会曾在香港与曼谷设立反共中文书店、出版反共主题书籍，把香港当作向华人知识界投放观念的一个前沿。需要克制界定的是：现有可靠研究讲的是「基金会在香港的整体运作」，而非「中大某书院受其指挥」——书店、出版、院校资助是三条并行的线，不宜混为一谈。本馆据此只陈述已证实的机构层事实，不据此推断任何书院的学术立场（受助方主体性另见上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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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合书院：五院合一后的资助接续

联合书院的外援故事，和崇基、新亚起点略有不同——它先解决的是「合」的问题，再谈「援」。

据 联合书院官方历史^※及 英文维基百科^※，1949 年前后，一批原设于广州及邻近地区的私立院校随师生南迁香港，各自规模有限、难以独存。1956 年，其中五所——广侨、光夏、华侨、文化、平正会计专科——合并组成联合书院，取「联合」之名正为标示这段「五院合一」的由来；1957 年依香港政府条例立案，设校董会为最高管治机构，首任院长兼校董会主席为蒋法贤博士(Dr F. I. Tseung)。合并解决了规模与建制问题，资金却仍需外求：联合书院其后同样被纳入面向三院的境外资助体系，与崇基、新亚共享联合董事会等渠道的支持。

三者路径由此形成对照：崇基承教会大学之脉、新亚续国故文化之志、联合则由多所侨校合流——出身各异，却在 1950 年代先后倒向同一批北美教会与基金会网络，并最终于 1963 年并为中大的三所成员书院（三院并立的格局见 00-overview/chung-chi-united-new-asia-three-founding-colleges.md、10-colleges/united-colleg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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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从「外援」到公帑：富尔敦改制与港府接手

境外资助不是永久解。三院各自向教会与基金会伸手，既不稳定，也难支撑一所现代大学的规模。真正让格局改变的，是港英政府的介入。

# 7.1 政府早已在门口：1959–1962 的三步铺垫

港府的接手并非 1963 年一步到位，而是先有几年的铺垫。据 中大历史廊「从书院到大学」展区^※，早在 1959 年港府已原则上接受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建议，并于次年正式宣布向三所书院提供资助——这是公帑第一次成规模地流入三院，比大学正式成立还早了三年。1961 年，港府委任以关祖尧爵士(Sir Cho-yiu Kwan)为首的大学筹备委员会(University Preparatory Committee)，负责就校址与校舍提出建议；而以萨塞克斯大学创校校长 Sir John Fulton 为首的评审，也早在 1960 年便以顾问身份介入，其早期意见已强调「学术自由与研究」并认可以中文为教学语言。换言之，到 1962 年正式委员会开工时，政府托底的方向、选址的框架、乃至新大学的语言原则，都已大致就位——外援退场与公帑登场，是一段几年间悄然完成的交接，而非一夜之间的政权式更替。

# 7.2 富尔敦委员会与 1963 年的临门一脚

据 英文维基百科关于中大的条目^※及 《富尔敦委员会报告(1963)》^※，1962 年，港督委任以萨塞克斯大学创校校长 Sir John Fulton 为首、由多国学者组成的富尔敦委员会(Fulton Commission)，评估三院水准并厘定新大学的组织架构。委员会主张一所联邦制(federal-type)大学——三院保留各自的书院身份与部分自治，共组一所统一的中文大学，这一「联邦」蓝本此后成为中大立校的组织底色。首任校长由经济学家李卓敏博士(Dr Choh-ming Li)出任。报告于 1963 年 6 月提交立法局，《香港中文大学条例》同年 9 月通过，大学于 10 月 17 日在大会堂由首任监督、港督柏立基(Sir Robert Black)主持成立。

改制的实质意义，在于资金来源从「境外私人捐助」转向「政府公帑」：中大成立后被纳入港府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其经常性拨款此后主要经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这一「缓冲机构」拨付。据 UGC 官方^※，该委员会为非法定咨询机构，本身不办学、亦不直接管院，而是介于政府与院校之间：一面向政府建议高教拨款与政策，一面以「一笔过拨款」(block grant)形式把公帑交给院校自主分配。这套「缓冲机构」模式意在既动用公帑、又与英国传统一脉相承地保障学术自主——它恰好替换了此前由教会与基金会扮演的、松散而不稳定的「外部供养人」角色。

基金会的角色因此由「维生」逐步退为「补充」——雅礼、福特等仍以专项、交流、奖学金形式延续参与（如新亚—雅礼中文中心、后来的雅礼奖学金），但书院的水电、薪俸、扩建，改由公共财政托底。钱的来源一换，权力的重心也随之迁移：从前是「谁给钱、谁有话语权」的境外捐助方，如今是握着公帑分配权的大学中央与 UGC。这一转折，也埋下了 1976 年富尔敦第二份报告引发的书院自治之争的伏笔（详见 13-governance-and-reform/fulton-reform-and-college-autonomy.md）：当钱从教会与基金会换成政府，「谁来管书院、书院还剩多少自主」的问题就再也绕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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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冷战脉络与多方诠释

中大三院的「外援」网络，无法脱离 1950–60 年代的冷战格局来理解。据 新亚官方史^※所述合作的「支持而非管理」定位，以及各基金会的广泛介入，学界对这段历史存在不同诠释：

一种诠释（文化承续视角）：北美教会与基金会的资助，使南来学人得以在香港延续中国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命脉，是「为往圣继绝学」在乱世中的物质托底；雅礼的「支持而非管理」原则，保障了书院的学术自主与文化主体性。

另一种诠释（冷战地缘视角）：有研究将 1950–60 年代美国基金会对香港高等教育的支持，置于冷战「文化外交」与「自由世界」阵营建设的背景下考察，视之为更大地缘格局的一环。

两种诠释并非互斥——同一笔资助，既可能出于文化关怀，也可能嵌入地缘考量。本馆并置两说，不替任何一种诠释背书；读者宜知：中大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处在「中国文化主体」与「国际资助网络」的张力交汇点上。

这条「中国性 vs 国际性」的张力长线，贯穿中大此后半世纪的多次争议——从 1976 年的 富尔敦改制，到 2000 年代的 教学语言与国际化大论争。创校年代的外援网络，正是这条长线的源头；而资助方与创办人之间关于「文化本位」的张力，早在 钱穆与李卓敏的创校理念之争中就已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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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外援网络一览：谁出钱、出什么、图什么

把前文散见的机构、年份与形态并成一张可核对的表，便于对照（各行断言的出处见对应正文小节）：

一望可知：1963 年是分水岭——此前是私人捐助的马赛克拼图，此后是政府公帑的统一托底。外援从「维生线」退为「补充线」，但它写在创校基因里的国际性并未消失，只是换了形态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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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常被问到的问题

问：外援是否意味着中大是「西方人办的大学」？ 答：不准确。三院均由华人学者与教会人士创办、主事——新亚由钱穆等南来学人所立，崇基由本地基督教代表创设，联合由五所侨校合并而成。境外机构提供的是经费、校舍与部分驻校师资，书院的办学宗旨与学术内容由创办人主导。据 新亚官方史^※，雅礼与新亚的关系被明确定位为「支持与协助、而非直接管理」。

问：亚洲基金会的情报背景，是否说明新亚「受美国指挥」？ 答：现有可靠研究不支持这一简化。亚洲基金会的情报底色已由解密档案与 Price 的专著^※证实，但同一研究亦指出，新亚研究所的学人志在复兴中国文化传统，与出资方目的各异、彼此借力；史料未显示书院在学术内容上受资助方支配。机构底色与受助方主体性，应并置而非相互推断。

问：什么时候起，中大不再依赖境外资助？ 答：关键节点是 1963 年。据 《富尔敦委员会报告》^※，中大成立后被纳入港府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经常性开支改由政府经 UGC 拨付，基金会资助遂由「维生」退为「补充」；但雅礼、福特等以奖学金、交流、专项等形式的参与延续至今，并未完全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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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阅读

• 00-overview/history.md — 中大创校总史
• 00-overview/chung-chi-united-new-asia-three-founding-colleges.md — 三所创校书院并立格局
• 10-colleges/new-asia-college.md、chung-chi-college.md、united-college.md — 三院各自校史
• 09-international/yale-china-association-historic-ties.md — 雅礼与中大的长期纽带
• 13-governance-and-reform/fulton-reform-and-college-autonomy.md — 富尔敦改制与书院自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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